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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武则天的功过是非
  发表日期:2008年8月26日  共浏览22390 次      作者:杜建成  【编辑录入: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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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武则天的功过是非

--兼谈对武则天的评价问题

 

 

 

内容提要: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由于历史疑云颇多,历史上论述其功过也是非众说纷纭,从未有过定论。武则天研究也成为唐史研究的难点之一。笔者在他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避文章无新意,但求对武则天的功过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从肯定武则天出发,将其功过三七开列、分条论述,重点指出了武则天的重大历史功绩:政治军事方面,广开才路,注重官吏的选拔、考核;虚心纳谏,从善如流;军事方面,亦有成就。经济方面,重视农业生产;手工业发达,商业发展繁荣。全国的经济亦有所发展,整个社会秩序基本安定。文化方面,也卓有成就,表现在书籍编撰、诗文创作、书法绘画雕塑等方面。但武则天也有明显的较严重的过失,表现在:玩弄权术,残害大臣;乱改官制、文字,任官冗滥;大兴土木,多崇佛道;军事失利,民族关系紧张等方面。

笔者从对武则天功过的论述中,兼谈及对武则天的正确评价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武则天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在武则天功过评价上取得了大致相同的意见,但同时由于研究者所用史料不同、具体方面的观点也有相左之处,另外,当今国内研究者多注意了历代对武则天女性称帝的指责、却忽视了武则天是中宗和睿宗之母而唐代史料所讳的事实,在当今学坛不同程度出现了夸大武则天历史功绩的情况。针对评价武则天的问题,笔者简要分析了评价偏颇的原因,提出要客观地、一分为二的评价如武则天这样的历史人物,“不以其功大而掩其恶,不因其恶彰而蔽其功”,目的是期望武则天研究更加深入,期盼对武则天有更为公允和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武则天,功绩,过失,评价,分析

 

 

武则天--武曌,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和无尽魅力的名字,也是中国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之一。后世对武曌的名讳并不怎么提起,倒是武则天这一称呼名扬古今,以至于妇孺皆知。她的一生中,先由唐太宗的才人而成为唐高宗的皇后,又由中宗、睿宗之母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这位震古烁今的女杰生前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死后却留下一块无字碑,给历史人物研究平添了无尽的话题。

当代是历史上武则天研究成果最辉煌的时期,海内外学者都有大批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更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大都能实事求是,给出让人较为信服的评价,评价的主体是持肯定态度,但在一些具体问题或小的方面,则是褒贬誉詈,莫衷一是,从未形成过定论。众说不一产生的原因很多:要么是研究者研究的深度和方向不同,囿于史料;要么是研究者在研究武则天时带上了感情色彩,未能完全以史家的冷峻态度来观察问题;要么研究者,或受中国文化传统禁锢、或完全从当今开放社会作出发点,未能以武周时代去知人论世。由于以上原因,就出现了对武则天评价方面的显著差异。笔者以下试从论述武则天的功过是非,兼谈对武则天的评价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武则天干政以高宗永徽六年(655年)立为皇后开始,直至神龙元年(705)被逼退位止,近50年,其中称帝15年。武则天是否是一个伟大女性,主要看其政绩,现在学术界一般都摒弃了“武韦之乱”的说法(1),认为武则天当政时期是唐代发展的重要阶段,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政绩是较为突出的。

一、政治军事方面。主要表现在:

1.广开才路,注重官吏的选拔、考核

破格用人。武则天于垂拱元年(685年):“诏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及百姓,咸令自举。”(2)载初二年(691年)又下制“官人者咸令自举”(3),除了鼓励“自举”外,还派遣十道巡抚使分道挑选人才,所举之人都亲自引见任用,又建立了官员试用制度,对“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4)。“一边不拘一格把仕途向所有人开放,有意造成官吏冗多的现象;一边对那些不称职者,随时予以贬职与杀戮。这种带有滥用性质的走马灯式的用人方式,为她(指武则天)改造了朝廷人事系统,彻底实现了政由已出的政治局面”。(5

改革科考。武则天利用科举考试延揽人才,“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680~681)中始以文章选士。”(6)载初元年(690)亲自策问“贡土于洛城殿,数日方了”(7),“贡土殿试自此始”(8)(有以殿试开始在天授元年(9),非。载初元年九月始改元“天授”)。武则天还一度在吏部考试中实行其首创的密封糊名制度。“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10)。武则天还于长安二年(702),“创设武举”(11),她重视科举选拔人才,尤其重视进士科,给新兴的庶族地主开启了参政之门。

任贤重才。武则天注重任贤,文臣有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宋璟、张嘉贞、苏颋、张说、韦承庆、李峤、上官婉儿等,将帅有张仁愿、刘仁轨、唐休璟、郭元振、王孝杰等。大臣陆元方、狄仁杰、苏良嗣、李昭德、宋璟等大臣遭诬陷,也因武则天明察而获保救。唐德宗时宰相陆贽称:“武后收人心,务拔擢,……故当世称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12),唐德宗时宰相李绛称“武后命官多猥,而开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选。”(13)。

2.虚心纳谏,从善如流

武则天纳谏也较突出。古代帝王纳谏者,无如唐太宗。而古代帝王中,武则天在这一方面堪比唐太宗。天授二年(691),御史中丞李嗣真上疏请杜告密之门、断酷吏之手,武则天认为武周鼎革,正用酷吏镇压反对派,所以,不听李嗣真的上疏(14)。但当酷吏使命完成后,朱敬则、周矩等人请诛酷吏,则天就纳其言,一方面使用执法公允的杜景俭等人以改弊政,同时,逐渐诛杀酷吏。另一方面又健全谏官制度,扩大谏官队伍,多次下诏求谏。魏元忠、狄仁杰等先后直言诤谏被则天采纳。即使如则天优宠狄仁杰,但并不偏信于他,而是从善者流,兼纳众言,当狄仁杰谏放弃安西四镇之守,武则天听从了其他朝臣的建议,并不以狄仁杰之言为是(15)。武则天即能虚心纳谏,又能择善而从,这一点就超过常人,非一般帝王可比。

3.军事方面,亦有成就

严格地说,武则天统治时期,边疆地区的军事斗争“有得有失”(16),这里只谈其成就。高宗咸亨元年(620年),吐蕃攻陷了安西四镇(于阗、疏勒、龟兹、碎叶),丝绸之路被堵塞。武则天长寿元年(692),武则天采纳唐休璟的建议,派王孝杰、唐休璟、阿史那忠节等率大军征讨吐蕃,收复了安西四镇。中国东北的契丹人在唐朝逐渐强盛,时叛时降,经常骚扰唐内地,一度深入河北,唐境不堪侵扰。武则天神功元年(697),由娄师德等率唐军二十万击破契丹,加上契丹受东突厥袭击,不能自立,契丹余众奔突厥,东北悉定(有学者以事在万岁通天二年六月(17),考诸史籍,当以神功元年为是)。

二、经济方面。全国的经济亦有所发展,整个社会秩序基本安定。表现在:

1.重视农业生产

武则天十分重视农业,垂拱二年(686),命人撰成农书《兆人本业记》领行天下。但武则天当政时期,以农业为“建国之本”,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并鼓励农民由授田不足的狭乡移民到地广人稀的宽乡发展生产。赋役则继续采用租庸调制。随着社会安定和农业收入的增加,武则天长安元年(701),颁“诏天下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税户”,将高宗永徽元年开征的户税定型下来,做为政府的一项正式收入(18)。国家粮仓如太原仓、洛口仓、含嘉仓等,积粮充裕。州县坚持和籴制度,储粮亦很丰富,加上各地的义仓储粮备荒,保障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国人户明显增加。永徽三年(652)全国户口为385万户,至神龙元年户口达615万余户3714万人(19)。

2.手工业发达,商业发展繁荣

武则天时,手工业(如采矿业、铸造业、建筑业、制陶业、纺织业等)很发达,支撑了大规模营造和宫廷用度。商业也很繁荣,表现在“市”的增加和城市贸易的发达,长安、洛阳、太原、扬州、广州、成都等地都有发达的商业贸易。

三、文化方面。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具体表现在:

1.书籍编撰

史学方面,武周时开始预修国史的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参预修撰有《武则天实录》兼修国史,又开始了《史通》的写作。其他史料撰著还有:《皇帝(指高宗)实录》三十卷(许敬宗撰)、《高宗实录》一百卷(题武后撰)、《则天皇帝实录》二十卷(魏元忠等撰)、《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宗秦客撰)(20)。为融合儒、释、道三教,徐彦伯、李峤等撰类书《三教珠英》。

2.诗文创作

武则天颇通文史,辅佐其掌诏命、参政事的上官婉儿为创制诗体“上官体”的上官仪之孙女,在她们的倡导下,诗歌创作很是繁盛,内容虽然未能突破宫廷诗的限制,但也醇雅可诵。著名的诗人有沈佺期、宋之问、崔融、苏味道、陈子昂等。文章方面,备皇帝顾问的“北门学士”皆为文章能手,当世出现了许多著名作家,如杜审言、李峤、骆宾王等。武则天本人有《垂拱集》100卷、《金轮集》20卷(今皆不存),《全唐诗》(21)中收录其诗46首,代表诗作有《如意娘》《游五龙潭》等。

3、书法、绘画、雕塑

书法方面,武则天本人善行书,“飞白”称誉当时。当世出现了孙过庭、欧阳通、李邕、陆柬之、钟绍京等书法名家。绘画方面,有薛稷、李嗣真等名画家,另外当时的佛教壁画也有很高成就。雕塑方面,洛阳龙门石窟和敦煌千佛洞都有许多武周时期作品,多具盛唐气派。其他如唐高宗乾陵的双阙和石雕,亦为唐代精品。

 

以上为武则天当政时的诸多政绩,因为当今社会改革开放,提倡女权,所以论其功绩,基本能持论公允。个别学者否定态度,则不为大众所接受。惟在评价武则天过失方面,众口不一,要么坚持旧史成说,否定得过多,要么过分吹捧,对其过失多所回护。武则天功绩很大,而且是主要的,但仍不能掩其过失,笔者就依功过三七开,来简要谈一下武则天当政时的过失:

一、玩弄权术,残害大臣

玩弄权术为历代统治阶级之通病,武则天深得法家“权、术、势”之个中三味。利用王皇后和萧淑妃之矛盾入宫争宠,利用高宗的宠幸废除了王皇后,反对其当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柳奭等名臣均遭贬杀,其家族近亲也被清算。“这是武则天一手造成的大冤案”(22)。有学者认为是长孙无忌等人功高震主,影响了高宗的绝对权威,高宗才假许敬宗等人之手诬构其“谋反”而除之(23),其实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立朝数十年,长孙无忌更是唐代为数不多的杰出政治家(24),虽然面折高宗,但也不至于死罪,其时武则天对高宗的影响应该是主要的,只不过当时武则天是站在高宗背后而已。后来诬杀上官仪等人虽是武则天的故智,但其时武则天已从后台渐至前台。

由于武则天“内心还隐藏着更大的政治野心和欲望”(25),加上她的聪明才智,武则天最后终于成了女皇。她一当政,就借酷吏来清除潜在的反对派。于是大兴告密之风,“四方告密者蜂起”,以酷吏执掌推问,酷吏们编撰《罗织经》数千言,教人陷构无辜。又造大枷十等,制“凤凰晒翅”等讯囚酷刑(26),乱了法制,与唐代奉行的“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相背(27)。有人说酷吏打击的只是关陇士族,其实“打击范围很广,实际触及到整个统治阶层”(28)。光武则天杀害的宰相就达20人之多,被牵连杀害者则数以万计。杀人不在多与少,而在于被杀者多属冤案,造成刑法失当,有损德政。诸如武则天素所信赖的宰臣狄仁杰,也难逃酷吏之手,被诬谋反入狱,为免受酷刑而死,狄仁杰就供认“谋反是实”。其后酷吏们又诱他诬攀大臣,狄仁杰严辞拒绝,以头撞柱,血流满面。在等待被斩的日子,狄仁杰偷写诉状,缝于被中,交子狄光远呈报武则天。武则天派人来讯狱,来俊臣等竟代狄仁杰写《谢死表》认罪,亏得则天召见狄仁杰,狄方免于一死。狄出狱被贬后,武承嗣等还要下追杀令(29)。狄仁杰凭机智幸脱法网,但天下被冤杀者多数没这么幸运了。武则天需要用酷吏不择手段清除政敌,但酷吏清除的对象却是面向所有统治阶层,当酷吏欲罗织武氏要人及太平公主、张易之、庐陵王李显、太子李旦等谋逆,要从李氏到武氏掏空武则天统治基础时,武则天才将酷吏一一诛杀(30)。有学者称“自垂拱被年开告密之门以来,所告多系事实”,“酷吏诛杀政敌的残酷程度(比之古之酷刑),未必最甚”(31)。酷吏只是被利用的工具,当其完成使命时,便被无情抛弃。这些话未免有回护之意。有什么比酷吏所掌的生杀大权还重要的么?武则天对反对派实施无情打击,称其为“铁血皇后”并不为过(32)。但据此说武则天行酷吏政治,杀戮的主要是百姓也是错误的。酷吏杀戮主要在统治阶层,“虽然造成了动乱,但乱在官场,乱在中央,整个社会基本上仍处在安宁的状况”(33)。但这样却使朝臣人人自危,唯唯诺诺,出现诫弟要“唾面取荣”的宰相娄师德、“依阿取容”的宰相苏味道(34),政治的动荡,制约了社会更大的发展,造成武则天晚年被政变所逼退位的恶果。

二、乱改官制、文字,任官冗滥

武则天执政后,中央仍用三省六部制,但官署名、官名却多有改易,同时改易了旗帜和服饰。“这些改革并无多少实际意义”(35),因为制度并未变易,仅是名称更换而已。至于改易文字,武则天除了自造”曌“字为名外,还另造字达十多个,这些字远不如本字传写方便,违犯了汉字形成规律,“其字怪僻,传写不同,多类符咒”(36),在武则天身后不久,这些字就停用了。

武则天任用官吏十分冗滥,试官制度推行中,所试之人“不论贤愚,悉加擢用”(37),当世对其滥施的禄位有“车载”“斗量”之说。虽说武则天对官员不称职者,以后复加贬斥,但这样无形中扰乱了官场,官吏冗滥,又加重了人民负担。后人赞武则天注重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但不知其出于利己之心,对一些德才不及之徒也加以擢拔,如李义府、许敬宗、韦什方、杨再思、武承嗣、武三思等均擢为重臣。岑仲勉统计武则天用宰相并后达73人,多非其人(38)。武则天“用人多称其职”(39)的说法值得商榷。

三、大兴土木,多崇佛道

武则天“生活奢侈腐化”(40),大兴土木,进行营造事,其晚年尤甚。如:垂拱中在洛阳毁乾元殿,更造明堂三层,号曰“万象神宫”(41)。又在明堂之北起天堂五级,“日役万人,采木岭南,数年之间,所费以万计,库藏为之耗竭”(42)。后天堂失火,延及明堂,又大兴土木,复为建造,号曰“通天宫”。又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营建武氏祖陵。采天下之铜铁,铸造“九鼎”、“天枢”、十二生肖神铜像,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又,武则天好大喜功,还于中岳(改为神岳)举行了大规模封禅活动。

武则天崇信佛道。除了在长安和洛阳修建佛寺外,又诏各州县广造寺院,大臣李峤言“殿堂佛寺,处处皆有”(43),狄仁杰言“今之伽蓝,制逾宫阙”(44),可说明当时佛寺之兴。武则天还在各佛院大造佛塔,在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规模造像、作画,在各地大兴佛道法事,寺院经济大有发展。以至佛道与民竞食,影响到国家收入和社会安宁,唐玄宗登基伊始,就采用宰相姚崇建议大量裁汰僧尼,并毁除部分佛寺。

 四、军事失利,民族关系紧张

唐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以怀柔为主、辅以军事的策略。唐太宗较好处理了民族关系,被当时周边民族共尊为“天可汗”。至武则天时,政策却主要以军事行动为主,除了前述的几次胜利,多数战事以失利告终:对吐蕃方面,永昌元年(689),韦待价等出兵西域,大败于吐蕃。万岁通天元年9696),王孝杰、娄师德和吐蕃战于洮州素罗汗山,大败;对东突厥方面,其杰出首领骨笃禄(或称阿史那骨咄禄)成功复国,武则天却未与建友好关系,以僧薛怀义两率大军高压,均未得利,东突厥则不断犯边,甚至深入河北;对契丹方面,两次派军征讨其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皆失利(万岁通天元年(696),曹仁师等率军大败于硖石谷;神功元年,王孝杰等17万大军尽皆覆没)。

对少数民族首领,武则天改骨笃禄之名为“不卒禄”,改骨笃禄弟默啜为“斩啜”,改李尽忠为“李尽灭”,改孙万荣为“孙万斩”,“露骨地表现出大汉族主义色彩”,其统治时期和“兄弟民族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唐边地人民的和平生活,由于战争而遭到破坏(45)。唐玄宗时,宰相姚崇有鉴于此,建言请玄宗“不邀边功”。所以对武则天巩固边防肯定也不能太多。

除以上方面外,其他一些史实也影响到对武则天的评价。如:《资治通鉴》载武则天为昭仪时曾扼杀亲女诬王皇后一事,但两《唐书》均不载,事有可疑。又,《资治通鉴》与两《唐书》均载武则天遣人杖废后王氏及废妃萧氏,断其手足,纳酒瓮中事,《武则天评传》考证事类汉代吕后处理戚夫人,也有疑点,可能是诏令王氏、萧氏自缢的,也言之成立。对于《新唐书》言武则天鸠杀其子孝敬皇帝李弘一事,证以其他史料,则确为武则天的不白之冤(当今赵文润教授的《武则天评传》是武则天研究的鼎力之作,对以上几个疑点考辨甚明)。武则天时酷吏、外戚、男宠基本不掌相权,但酷吏傅游艺、吉顼,外戚武承嗣、武攸宁、武三思等也位至宰辅,男宠薛怀义还三掌帅印,这些人确实也嚣张一时。言武则天杀上官仪,有学者认为是上官仪想专权所致,这种诬上官仪的说法值得商榷(46)。至于经济方面,唐太宗时已出现授田不均影响均田制实施的事,随着人口增加,“到唐高宗晚年和武则天统治时代均田制逐渐破坏”(47),玄宗时只能渐用募兵制。府兵长期驻边服役,以至“府兵和征人的逃亡,从武则天统治时期起就已非常严重”(48)。至于除征人外还有户口逃亡问题,虽是实情,但问题是局部的、并不算严重。文化方面,武则天虽爱好文史,但她统治时期,文化方面总的成就就并不突出。诗文风气仍有江左之风,当世的实用文体均以骈体为文,“义正而词谀”,下笔千言,精要者不过数语(49),当世的诗歌则内容空泛,雕琢痕太强。至玄宗后这一状况才逐渐改变。“过高地估计武则天的历史作用也是不适当的”(50)。

 

综上所述,武则天是一个中国古代较难评价的人物,古代以其“牝鸡司晨”,横加不实之词,但不可否认因其为中宗、睿宗之母,唐代已为之讳。沿至当代,以至史料真伪难判,给研究者增加了许多困难。如何客观地、一分为二地去看待这一千古女杰,不以其功大而掩其恶,不因其恶彰而蔽其功,乃是研究者首要解决的问题。肯定了武则天时期的各方面的政绩,也要指出她重用酷吏搞残酷斗争等的严重缺误。本文试对武则天的功绩和过失逐一开列,间以分析,抛砖引玉,期待有一部叙事详明、考订严谨、评述公允的学术著作出现,使武则天研究更加深入。笔者限于学识水平,所言或有讹误,又篇幅局限,文中多有言而未详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俱待方家发明指正。

 

注 释:

1)吕思勉《隋唐五代史》(1984,上海古籍出版社)

2)(4)(8)(11)(14)(26)(34)(37)(41)(42)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1956,中华书局)

3)《旧唐书·则天皇后纪》(1986,《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5)(16)(33)赵剑敏《细说隋唐》(2002,上海人民出版社)

6)(7)杜佑《通典·选举典》(1988,中华书局)

9)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册·第十七章 武则天》(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

10)刘餗《隋唐嘉话》(1979,中华书局)

12)《新唐书·陆贽传》(1956,《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3)《新唐书·李绛传》

15)(29)《旧唐书·狄仁杰传》

17)(23)(31)(35)(39)(46)赵文润、王双怀《武则天评传》(2005,三秦出版社,修订本)

18)(19)(43)(44)王溥《唐会要》(1955,中华书局)

20)《新唐书·艺文志》

21)《全唐诗》(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

22)(28)(45)(47)(48)王仲荦《隋唐五代史》(2003,上海人民出版社)

24)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册·题记》

25)任士英《正说唐朝二十一帝》(2005,中华书局)

27)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册·典志》

30)新、旧《唐书·酷吏传》

32)牛致功《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2006,三秦出版社)

36)(38)岑仲勉《隋唐史》(1982,中华书局)

40)肖黎、马宝珠、吕延涛《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个女人》(1992,广东人民出版社)

49)许同莘《公牍学史》(1989,档案出版社)

  (50)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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