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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贤相姚崇

发布时间:2008-08-22 点击量:6755 来源:原创

  姚崇(650~721),字元之,原名元崇,唐代陕州硖石(在今河南省陕县)人,曾任武后、睿宗、玄宗三朝宰相常兼兵部尚书。他曾为稳定武周政权、开创“开元盛世”起了重要关键作用。他辅弼朝廷,革除旧弊,开辟了一代之风,推进了社会进步,是我国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
  姚崇之父姚懿(590~662),原籍江南吴兴,后移家陕州。龙朔(在661~664间)初,出任嶲州(今四川越西)都督,安定了西南边疆。龙朔二年(662),姚懿病故,崇年方十三岁。他自幼受父影响,怀“王佐”之志,折节读书,精通吏道。长大后,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参军,“剖析决断,答对入流”。武则天当政时,五迁为夏官(兵部)郎中。时契丹侵扰河北,军务繁剧,崇奏决如流,深受赏识。圣历三年(700)春,名相狄仁杰向武则天荐姚崇任夏官侍郎(四品)。不久,姚崇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又迁风阁侍郎兼知政事。以后,虽宦海浮沉,但仍担任过睿宗和玄宗朝的宰相(见《资治通鉴》卷二一○)。
  姚崇文武双全,才智过人,赤心忠胆,敢言直谏,精通吏道,倡廉自廉,关心民众疾苦,注意发展生产。在武则天当政二十年中,先后启用了李昭德、狄仁杰、姚崇等贤才担任宰相,协助管理国家大事;但也任用一些奸佞小人,如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株连冤死很多无辜,朝野人心惶惶。神功元年(697),则天对随侍左右的人讲:过去周兴、来俊臣掌政时,朝野上下有很多谋反的罪犯,朕即派人复核,囚犯也“全承谋反”。自周、来受株后,天下“无逆反者”。她怀疑过去有受冤枉死者。夏官侍郎姚崇大胆进言说:“自垂拱(685~688)以后,受枉家破、含冤受刑被迫认罪而死者甚多。告发者有功,天下称为‘罗织’,比汉代‘党锢’之祸更甚。陛下派近臣复查,近臣尚不能自保,怎敢对已断的案子有所动摇?被审问的人,如果翻案,又怕遭酷吏严刑。依赖上天降福,陛下醒悟,诛灭凶恶小人,使朝廷平安无事。自今之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担保,现任官吏再没有造反的人了。”则天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都顺应促成此事,陷朕成为滥刑之主。卿言很合乎朕意。”遂赐姚崇银千两。
  唐初官僚机构不多,官员比较精简。从则天后期至中宗、睿宗朝,机构宠大,官吏冗滥,不仅加重财政负担,而且加深了贪污腐败之风。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锐意改新,决心拨乱反正,整顿吏治。这就必须选择一位贤明能干的宰相辅佐她。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利用在渭滨出猎的机会,特召睿宗朝被贬在同州(治今陕西大荔)担任刺吏的姚崇,欲拜为宰相。姚崇佯不谢恩,玄宗大感意外。经询,姚崇才不失时机地向玄宗提出:精简刑法,行仁恕之政;疏远佞臣,不听诬陷之词;禁止宦官、贵戚干预朝政;减轻苛税,以利民生;待臣以礼,不任意屠戳无辜;奖励群臣进谏,做到虚怀纳诲;禁绝营造佛寺道观,防止挥霍浪费国家财帛;严防边将轻动干戈,勿穷兵黩武;在外臣子,不谙礼制或诤谏而触讳犯逆者,不予追究;外戚专权危及社稷,应书之史册,永为殷鉴。这十条为政措施,切中时弊。玄宗听后,两眼含泪,良久,沉痛地说:“这事确实让人感到刻骨痛恨。朕答应就是!”姚崇连拜两下,说:“这实在是陛下实行仁政的开始,也是臣千载难逢的良机。现在我敢承担为陛下辅佐的宰相了。”(见《资治通鉴·考异》)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果敢。他为相后以“十事”做为施政的纲领,辅佐玄宗,进行了一系列的政革:引荐贤者,裁汰冗员;抑权贵,黜罢不肖,使官吏各尽其职,改变了过去“宰相十几人,台省要职不可数”的情况,出现了“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的局面。开元二年(714),玄宗下令从京官中选拔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入朝做官,进行交流,并将此做为一种制度,坚持下去。针对官场腐败、请托之风屡禁不止的情况,姚崇辅佐玄宗整顿吏治。开元二年,申王李成义(玄宗庶兄)向玄宗请托,要求把他府上的阎楚珪由录事(九品)直接提拔为参军(正七品),玄宗已同意,姚崇坚决反对,上书皇帝,指出量才授官的权力应归属官吏任用部门,反对因亲故之恩就得以升官晋爵,覆前朝冗官泛滥之辙,扰乱国家法纪,玄宗只好收回成命。他公正无私,重视法纪。他有两个儿子在洛阳“通宾客馈遗”,依恃姚崇在恩于分管东都官员任选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魏知古,“凭旧请托”。魏知古向玄宗密奏此事。一天,玄宗装做不在意地问姚崇:“卿子才性如何?今何官也?”姚崇很坦率地介绍两个儿子的情况,指出他们“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魏知古”,玄宗见他坦诚无私,想斥逐魏知古。姚崇说:“臣子无状,挠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谓陛下私臣。”玄宗遂止。姚崇这种识大体、重人才、不因私害公的精神,很受大家拥护。这两件事对朝野震动很大,请托之风有所收敛。姚崇“屡以奢糜为谏”,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将内宫金银玩器“销毁”,珠玉锦绣“焚于殿前”。
  开元时期,姚崇身为宰相,却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很偏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不能回家,就住在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有次,姚崇患了疟疾,上常令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就到寺里请教姚崇。源乾曜与姚崇接触较多,十分敬佩姚崇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生活作风,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遂坚决谢绝。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明敏。有次,姚崇因私事向玄宗请了十几天假,从而使应当处理的政务堆积如山,同朝宰相卢怀慎自以为才不及崇,凡事推而不专。姚崇假满复出后,只一会儿,就将未决之事处理完毕。紫微舍人齐浣称姚崇为“救时之相”,称卢怀慎为“伴食之相”。
  唐朝时,佛道盛行,危害国计民生。中宗朝,皇帝贵戚竞相营造佛事,奏请度人出家为和尚,其中有不少弄虚作假的,富裕人家的子弟及强壮男子也纷纷削发为僧,以逃避兵役,这种人到处都是。开元二年(714),姚崇向玄宗进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诏告全国审查僧徒,勒令还俗一万二千余人,打击了崇佛奢靡之风。
  开元初,黄河南北连年发生蝗灾。蝗虫飞来如云翳日,所落之处苗草罄尽,先朝也曾时遇蝗灾,往往造成赤地千里,横尸遍野的情景,以致物价飞腾,政局动荡。姚崇对此十分关注,力主召郡县及时捕杀。“伴食宰相”卢怀慎认为蝗不可捕,捕则有伤“和气”,恐致灾祸。今日看来,这种迷信实属荒唐可笑,但在当时,这种思想却很普遍而顽固。姚崇据理驳辩,慨然质问卢怀慎:“我真不明白,你那么害怕蝗虫,怎么不怕百姓死于饥饿呢?”卢怀慎无言以对,同意捕杀蝗虫。
开元四年(716),山东地方蝗害严重,汴州刺史倪若水却上书拒捕,还说:“蝗乃天灾,人力怎能捕灭?朝廷只要行德政,灾害自然消止……”姚宗立即写信斥责他:“依你的道理,假若地方长官好,实行德政,飞蝗也就不会入境了;你那里蝗虫为害,那不就是你这长官无德吗?”倪若水被质问得十分尴尬,再也不敢抗命了。仅汴州一地,就捕杀蝗虫十四万石。官府为奖励治蝗,规定:捕蝗一斗,奖粮一斗,捕蝗一石,奖粮一石。蝗灾被有效地制止了,因而尽管连年蝗灾,灾区也未发生大的饥荒。
  开元五年(717),因关中收成不好,为转运粮食,唐玄宗计划东巡洛阳。不巧,临行前太庙房屋倒塌,宋璟等朝臣认为不吉利,劝阻玄宗东巡。玄宗召询姚崇,姚崇认为房屋年久失修而倒塌,和出巡是自然巧合,没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陛下因关中收成不好,为转运粮食才到东都去的,况且东都各部门已做好供应计划,切不可失信于天下,陛下应按原计划出发”,深合玄宗心意。玄宗车驾按期分赴东都。
  姚崇为政清明,奖掖后进,具有举贤荐能之美德。长安四年(704),朝廷命姚崇举贤,他立即推荐张柬之为相。他说:“张柬之深厚有谋,能断大事,其人老矣(时年80),惟亟用之。”即日召见,拜同风阁鸾台平章事,进凤阁侍郎。后来,张柬之诛杀张易之兄弟,迎中宗复位,立有殊功。开元四年(716),姚崇因过失和年老,又举荐比他小十六岁的宋璟代其宰相职务。宋璟也是唐朝有名的良相。他为人刚直不阿,敢于犯颜直谏,为相坚持正道,刑当无私,敢于选贤任能,使官吏各尽其职。宋璟得到唐玄崇重用后,继续推行姚崇的政治路线,使唐朝这时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史称“开元盛世”,而这一切,与玄宗重用精明干练的姚崇,宋璟关系很大,故史曰:“姚(崇)、宋(璟)相继为朝,崇善变事务,璟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力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时贤相,前有房(玄龄)、杜(如晦),后有姚、宋,他人莫道焉”(《资治通鉴》卷二二一)。
  开元初,凡军国要务,姚崇皆了若指掌。即使兼职兵部,凡军队的戍兵驻屯营地和侦察了望哨所,以及士卒仓储器械的数量“无不精熟”(李贽《藏书·智谋名臣姚崇》)。玄宗对于国家大事,多询问姚崇,同朝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只不过从命罢了。姚崇因病寓居罔极寺时,“凡大事,帝必派源乾曜咨(姚崇)。乾曜所奏善,帝必曰:‘是必崇划之’,有不合,则曰:‘胡不问崇?’”姚崇和宋璟进见时,唐玄宗常起来迎接,他们离开时,玄宗便在前殿相送,这在玄宗朝后来的宰相中,从未有此情况,姚崇晚年,玄宗仍命他五日上朝一次,仍然立于内廷供奉的首位,每有重大政事,便专门征询姚崇的意见,对姚崇待遇甚厚。
  开元九年(721),三朝宰相姚崇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当时,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好,社会上特别是在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他列举古代圣贤薄葬的故事教育他人,批评厚葬之风。姚崇去世前,向子孙留下遗嘱:不准崇佛敬道,不准为他厚葬,只给他穿平常的衣服,不要抄经写像,并告诫他的子孙们去世以后,也要照他的嘱咐去做,要永为家法。姚崇节俭办后事的故事,也被后世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