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特殊的党费 ——记渑池籍航天人崔道生

2008年7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收到一份“特殊的党费”， 崔道生同志自愿一次多交党费计人民币柒万伍仟柒百元。这份沉甸甸的“特殊党费”，代表着一个70年党龄的老党员——渑池人崔道生感谢党、热爱党的忠诚情怀，代表着不忘初心、乐于奉献的革命精神。

崔老是我们渑池人，他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解放后在航天工业部230厂任厂长，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曾荣获航天创业奖章、献身国防科技事业奖章。在家乡，崔道生的堂兄崔道龙、侄子崔书平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分别任段村农会主席和县大队民兵大队副排长，由于叛徒出卖，1947年12月被国民党杀害。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一门双烈士，爱党家风传。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有幸采访到崔老的家人，我深深地被崔老一家无私奉献的精神而感动。

苦难的童年

崔道生1917年7月生于渑池县果园乡崔家沟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一家五口靠父亲给地主家做豆腐和卖豆腐为生，日子过的紧巴巴的。六岁时腊月的一个大雪天，生病的父亲冻死在卖豆腐的路上。父亲去世后，姐姐被送到邻村当了童养媳，小脚的母亲带着他和弟弟靠乞讨生活，每次要来吃的，母亲总是让两个孩子先吃，她自己饿着，半年的时间在煎熬中过去。后来，在村里人的劝说下，母亲带着他和弟弟改嫁赵家，他成了不招人待见的“带犊”，做了一名放羊娃。每天天不亮就上山放羊，一个黑高粱馍就是全天的饭，还被村里孩子歧视谩骂，除了放羊，道生就躲在羊圈的角落。妈妈看他可怜，趁没有人时偷偷的喂他吃口羊乳，这在当时是最好的营养品了。九岁时，崔道生被送回了崔家，跟着伯父一家生活。十三岁时，随姐夫到西安的姐姐看他可怜，来信要道生到西安去。堂哥卖了一车红薯换回面粉，蒸了一锅馍馍，因为没有钱坐火车，两人饿了吃馍，渴了喝河沟的水，晚上在破庙里歇歇，有时也乞讨一些吃的，走了近一个月的路才把道生送到了西安。姐姐姐夫日子过得也很紧巴，安排道生上了一年多的小学后，就帮他找了一份工作，在杨虎成的十七路军修械所当童工、学徒工。当学徒工，除了工作还要伺候师傅，拿的钱最少，干的活最多，吃不饱穿不暖。一次给师傅倒洗脸水，由于个小没有力气，提水壶时被烫伤，躺在破庙里十几天，伤势越来越重，不仅得不到应有治疗，厂里还因他不能干活，把他开除了。姐姐知道后把道生送进医院，花完了家里的钱也没有治愈，身上留下很大一块伤疤。在姐姐家养病期间，他为了生计又到汽车修理厂去做工，伤好后又辗转回到修械所。西安事变后，杨虎成的修械所停工，道生又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后来经人介绍，又到了河北省高邑县东北军张学良的九十一师修械所工作，由于张学良将军抗日的影响在当地比较大，到这里来的工人素质也比较高。这个修械所制造的枪械和其他装备基本上都送到了前线打日本鬼子。大家知道为抗日而工作，积极性较高。厂里为鼓励先进，还不时给干得好的发奖，道生还多次得过二等奖和三等奖。后来由于日军飞机每天狂轰滥炸，道生随修械所过着集体流浪转移的日子。工人们带着手榴弹、枪，穿着军不军、民不民的蓝制服，摸爬滚打，先后撤退到河南新乡、河北武安、任丘等地，多次遭遇日军的轰炸。一次他差点掉进河里，是工友们的救助才让他死里逃生，他也经常把自己省吃俭用的钱支援给家境困难的师傅和兄弟。但是最终迎来的却是修械所的解散局面。在流浪的日子里，道生不仅目睹了老百姓四处逃难的惨状，也听到了很多八路军共产党抗击日寇的故事，坚定了他不能当亡国奴的想法。

1937年10月，又病又饿的道生艰难地扒火车顶，回到陕西姐姐家养病。姐姐给道生讲西安事变的前后经过，还说村里住过的八路军部队纪律很好，借东西就还，买东西给钱，和乡亲亲如一家，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队伍。住几个月病好后，道生经师傅介绍又到三十八军修械所工作，这时，他已从学徒工变成了“老师傅”，模仿、制作各种枪械零件都很是熟练。几年的动荡生活，锻炼了道生，也让他增长了不少见识，工友们以及姐姐讲的关于共产党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向往延安，想见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1938年5月，在三十八军修械所一起做工的师傅任喜偷偷问崔道生：“道生，你敢不敢打仗去”，崔道生说：“只要是打日本鬼子我就敢。”当晚，任喜带道生秘密拜见惠荣生（共产党员）。惠荣生问他：你想不想去延安？道生高兴得心要跳出来了，他早就向往延安了。5月14日，惠荣生又约任喜和崔道生，非常详细地讲了延安的故事，讲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共产党解放全人类的最终目的，讲了工人阶级将来是要当家做主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接触，惠荣生正式通知崔道生，组织介绍任喜和崔道生去延安，并开具了介绍信。因为此事非常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崔道生只有在心中暗暗告别了师傅和姐姐，与任喜以看亲戚为名，多次巧妙躲过国民党的盘查，每天走六七十里，长途跋涉，经过十多天的时间，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中央组织部把他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六中队学习。7月31日，在延安，崔道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抗大这个大熔炉里，他不仅学了文化知识，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还学会了更多的专业技术。抗大毕业后，崔道生分配在军委三局，从事我军通讯事业的创业基地建设工作，任中央电台机务员，负责保障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和中央军委等党政军各系统的通讯联络任务。他把过去掌握的机械知识和操作技能运用到通讯设备的维修中，成功破解了很多难题。1939年10月，崔道生调入新组建的延安通讯材料厂，在艰苦条件下，他和同志们充分利用废旧零件，在很短的时间內，相继制造出各种可变电容器、电阻器、波段开关、电键等元器件，接着生产出不同功率、类型的电台,各种手发报机，还研制出了引擎发电机，自制机器实现了70%以上的零件自己制造，保障了前方各部队的使用。崔道生在紧张工作之余还积极参加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被上级评为陕甘宁边区乙等劳动模范，奖励给一本《联共党史》和四块银元。从1938年5月到1947年11月九年半的时间，他随着中央机关南征北战，不仅保证了党中央、军委的各项指令准确及时地发往各部队，而且也使全国各地、各战区的信息及时反馈给中央。1947年11月，崔道生所在的材料厂奉上级命令，从山西临县向河北省平山县转移。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几乎都是绕着敌占区翻山越岭走的，为保护宝贵的器材，作为班长的崔道生和他的机务班战友们吃了不少苦。在翻越雁门关、娘子关和五台山时，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他们在悬崖峭壁上行走时，牲口蹄子打滑，他们上山时人拉牲口，下山时人拽牲口尾巴，一步步、一点点移动，1948年2月，才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被派入华北通讯科工厂工作。1949年3月，崔道生奉命进入北平城，接管北平邮电部供应局修理厂，担任副厂长。1950年6月，他调入河北省张家口市解放军军委工程学校实验厂负责建厂工作。他边建厂边办学，全靠人力操作，安装各种车床、机械设备，用废铁轨打刀具，用子弹壳做焊片。教员们也是边教学边学习大学课程，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军委工程学校很快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所培养通信机要情报工程人才的本科院校。期间，经组织介绍，崔道生和同在军委工程学校工作的河北女战士王丽君组成了家庭，王丽君后来一直从事教育事业，革命伴侣，相帮相助，成为航天部一对被人称道的模范夫妻。1955年，崔道生被授予上校军衔。还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抗美援朝奖章等。

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56年，国家建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这是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开端。11月，崔道生随解放军通讯兵部电子研究所来到五院工作。1965年，第五研究院脱离军队系统，改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崔道生到七机部兴华机械厂（二三〇厂）担任党委书记兼厂长，在航天事业的初创时期，崔道生和他的同事们遇到了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工艺技术落后，又逢三年困难时期、苏联专家撤走等。他们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在实践中攻克了一个个难关，生产出了最新产品系统关键的仪器仪表，自行研磨金刚石车刀，大胆革新，生产出了“空气轴承”，取得了“小孔节流空气轴承节流片”技术上的突破。创造出了“大套筒”的加工技术、“大锅盖”的敲打技术、“交换子”的分度工装及“校直”通电加热悬垂法，这些发明和创造为航天事业的不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崔道生带领兴华厂领导班子，排除干扰，保护技术人员。他对军管会人员说：这个厂有你有我都不行，只有靠技术人员、靠工人。他宁可自己走，也不同意下放技术干部。“文革”期间，兴华厂全体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团结奋进，使每一个实验课题得以继续。直到1983年，在崔道生担任厂长期间，他们厂承担的每个生产任务都能圆满完成，在执行每一次飞行实验任务中，兴华厂的产品从未出现过任何质量问题。1982年，第七机械工业部改名为航天工业部。1983年底，崔道生光荣离休。他仍然关心航天事业，努力传承延安精神，为老干部工作和党员教育发挥余热。崔道生这种精益求精、刻苦攻关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传承。2006年军委领导表扬兴华厂：在高新工程两个首飞任务中，由于产品出色给予100分的高度评价。并指出载人航天工程中，从神州一号到神州六号，兴华厂的产品无论在火箭上还是在船上都有上乘表现。崔道生因此荣获航天创业奖章、献身国防科技事业奖章。       

延安精神的传承者

崔道生用自己的一生在传承着延安精神，始终以“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并以此为座右铭教育自己的子孙。日常生活中，他从小事做起，几十年如一日，关心群众疾苦，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他们夫妇在生活上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很少买新衣服，剩饭剩菜也不许倒掉，留着第二天吃。崔道生把自己解放前的行军床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一直用到他去世。家里的东西只要能修，他都是自己动手修好再用。在单位，他有用小车的权利，但总是骑着旧自行车上下班，从来不因私事动用公车。一次他生病了，爱人王丽君用自行车推着他去医院，单位司机见了要送他，他坚持不坐公车：如果我办私事用了公车，别人给我提出用公车，我就无法公正了，正人先正己。结果司机只好把车停下，帮着推自行车，送崔老到医院。

崔老与工人师傅和科技工作者感情特深，他总是主动地帮助困难的职工，几十年成为一种习惯，就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绝大多数家庭都很困难，崔老虽说工资算是比较高的(原行政11级)，却是从来没有全数带回家过，这个同事家有病人，那个工人家有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回到家，发的工资就剩下一半了，自家因为孩子小要雇保姆，总是用不到月底，爱人只好找人去借。

崔道生从来不以权谋私，他的大儿子也和别的孩子一样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锻炼。小儿子晓刚大学毕业后想到航天部工作，学的专业也对口，刚对父亲说出口，就被父亲数落一通，说：“你看看，你的哥哥们全都自己闯，我这可没有特权。”从此他的儿子再也没有动过进航天部的念头。老家亲属也有来信想让崔老帮他们调入京城工作的要求。因此崔老对家人约法：亲属不准进京工作，孩子不得走后门当兵。所以，不论是亲属还是子女没有一个受到所谓的“特殊”照顾和工作安排，孩子们从来没有坐过父亲的专车。由于崔老的言传身教，崔家三子一女都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优秀的成绩，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又勇于面对挑战、经受考验，先后下海经商。崔道生本来不赞成，但也尊重了他们的选择，当孩子们遇到困难时，他拿出全部积蓄帮助，鼓励他们战胜困难、自强不息。还搜集各种有价值信息推荐给孩子，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使孩子们树立“胜不骄、败不馁”战胜自我的决心和信心。他的孩子们说：父亲给他们最大的财富是，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这让他们受益终生！

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崔道生在保守党的秘密方面是个典范。三十年在航天部工作，他什么时候出差、到哪里、做什么、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家属从来都不知道，也不敢问，因为他什么都不说。有一年回家乡，他的侄子问他工作单位，他只说他当工人，是个普通同志，直到他退休，渑池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在航天工业部工作。每次回家乡他不让侄子们告诉村里、乡里。一个侄子在果园乡政府工作，请假时乡领导说，你叔叔在北京工作，一定是个大干部吧，乡里有车去接一下，安排吃个饭，回老家我们要尽点家乡人的义务。他的侄子说，不敢劳烦乡里，我叔叔不让。

崔道生在“文革”期间，被莫名其妙地带上了“假党员”的罪名，被审查、批斗、抄家。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一直贴到他的家门口，几乎天天接受“调查”和“询问”。他始终只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我是1938年7月31日晚在延安的窑洞中向党宣誓的。党教育我这么多年，我不会说瞎话。”无论是在批斗大会上，还是在游街中，群众们总是尽量保护崔道生，他们相信崔厂长是党员，是好人。虽然精神压力极大，崔道生仍坚持战斗在工作岗位上，为国防事业废寝忘食地工作着。最终调查组在北京电信局找到了崔道生的入党志愿书，还他以清白。这时他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崔道生一生俭朴，在弥留之时还不忘党、不忘人民，提出了缴纳特殊党费的心愿。2008年4月16日凌晨2时，崔老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革命精神却长留在了二三〇厂，留在普通工人的心中，留在广大技术人员的心中。在国家航空航天部给他的悼词中说：崔道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是不懈追求共产主义的一生。这是对崔老一生的最好概括。而“抗大纪念奖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抗美援朝奖章、航天创业奖章、献身国防科技事业奖章”等等一枚枚金灿灿的奖章，述说的是他一生的辉煌。

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样的一位共产党员，让我们向他致敬！

参考资料：崔道生档案资料、自传、夫人及子女回忆资料

撰稿：上官丛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