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军医的坎坷人生——渑池抗战老兵黄廷理

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县委宣传部、史志办在仰韶今古网站和V观渑池平台同步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栏，从9月1日开始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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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军医的坎坷人生——渑池抗战老兵黄廷理

黄廷理，1930年12月出生，渑池县坡头乡贯吊村人，曾用名黄长富，1945年2月在河南军区豫西二分区卫生队参加革命，医师训练班学员；1945年10月，豫西二分区和太岳四分区合编，任司令部卫生所看护员；1946年4月，调到新兵大队任卫生员，战士，1946年8月，调电话局任卫生员；1947年2月，整编野战旅时调司令部（太岳第八纵队24旅）任看护员；1947年3月，调到特务连任卫生员，5月，工兵连任卫生员；1948年9月，太岳八纵队卫生部医训队学习；1949年5月，毕业后调180师538团卫生队任见习医师，副排级；1950年2月7日，在四川省重庆县由周义昌、王双虎、赵芝兴介绍入党，1951年2月7日转正。1951年1月，在本团任军医，副连级，随部队入朝作战；1951年5月26日，在第五次战役中全师被包围，突围中被敌打散而被俘；1953年8月交换战俘时回国，1954年7月开除党籍返乡，10月任村扫盲教师；1957年2月，再次参加工作，在南庄乡卫生院任医生；1958年调城关公社医院任医生；1968年“文革清队”时被揪斗；1969年因被俘问题被开除回家，户口转回农村被管制劳动；1971年劳务政策被召回；1980年调果园公社卫生院任副院长；1981年6月6日，恢复党籍军籍，从1945年计算工龄；1984年调坡头乡卫生院任副院长；1990年5月离休，1991年1月2日恢复干部待遇。

采访地址：坡头乡东贯吊村

采访人：上官丛蓉 钱萌 杜建成 张丽敏

口  述：黄廷理

参考资料：1、县组织部干部档案

2、黄廷理手写回忆资料

打    印：张丽敏

编审修订：上官丛蓉

黄廷理口述：1944年日本侵占渑池后，没有多久就撤走了。当时我们村还有一个叫马点的，和他父亲被国民党抓壮丁，去打日本，后来牺牲了。日本撤走后，各地土匪四起，抢钱抢粮食，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困难，我在家里也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1945年八路军进入豫西地区后，赶走了民军，上官子平投靠了八路军，情况有所好转。这时八路军就开始招兵，首先组建了豫西公学，为八路军培训干部。豫西二分区司令部卫生队组建了医训队，为部队培训卫生员。1945年2月，我听在西村的亲戚说豫西二分区招人，因为家里没啥吃的，为了讨个活命，我就报名在豫西二分区司令部（西村）医训班学习，学习班有一二十个人，都是当地人，很安全。当时招的人不少，一般不识字的当号兵、勤兵务，识字的学技术，不分年龄都要。我当时才十四岁，可以说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因为上过三年小学，就分配学医。在医训队，我的年龄最小，大家常小鬼小鬼的叫我。当时所发的军衣我穿上又宽又大，只得找人进行改装，鞋大了就在后边用线缝住一段（农村都叫“做个鼻疙瘩”），再加上鞋带才勉强能穿，我就是这么一个穿着长袍短褂的小八路。

当时部队的文化素质太低，像我这样一个上过三年小学的人，就说我是小知识分子。卫生员是担任部队医疗救护工作的，给每个连队都配有卫生员。

医训队我们这些学员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医疗基本知识、学习常见病治疗、学战地伤员急救。1945年5月份，上官子平突然叛变，杀害了我们不少政工干部。我记得上官子平叛变的当夜，我们司令部所有人员，全部撤出村子在野外停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就往北渡过黄河到了济源的王屋村。战斗部队仍在渑池进行平叛战斗。击溃了上官子平的大部分人马，其余叛匪逃往他处。时局稍稍安定后，我们随司令部又回到了渑池。当时，上官子平占领的礼庄寨已被攻下，我们在寨里住了20多天，继续学习伤员救治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胡宗南、裴昌会部第40军向我豫西地区进犯。当时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豫西二地委、二专属、二分区决定撤出解放区，有组织、有步骤地分批撤出豫西。我们接到命令也开始北撤，当我们行至洪阳时和敌人40军一部遭遇，当时随我们司令部撤退的只有一个警卫连，仍然勇敢迎敌，经过一场激战，敌人被我们暂时击退。当时天降大雨，洪阳河水涨的很大，水流也很湍急，我们手拉着手才渡过了激流，向北进入了山区。在我们撤退时，因为是偶然遭遇，可能敌人没有摸透我们的情况，如果敌人进行追击，我们损失就大了。因为只有一个连的兵力，其余的都是机关文职人员，没有武器，也基本没有战斗力。

接着我们顺利渡过黄河到了济源县荆王村，那是我们的根据地，后来又北上到了阳城县固隆村和太岳4分区司令部合并了，后来部队组建野战军时我们编入太岳军区第八纵队第24旅，我被调到旅部工兵连当卫生员。1947年10月，运城攻坚战，运城的城墙很高，非常坚固，城外围还有很多碉堡和防御工事，我军的装备很差，我们24旅只有一门山炮，而且非常陈旧，炮弹也不到10发。我记得一天夜里，在向敌碉堡射击的时候，为了更准确，炮兵们趁天黑，敌人看不到，把炮尽量的往前推。在攻城的时候，我们没炮弹了，就用原始的方法——梯子，城墙很高，所以把梯子也做的很长，梯子的顶端还加上了两个轮子。一个梯子需几十个人扛，而我们的火力又压制不住敌人，所以在攻击的时候战士就一批一批的倒下，伤亡太可怕了。敌人的迫击炮群对我们的战壕排过来排过去的轰击。那时的我很天真，以为攻城一攻就上去了，所以在战壕里挖防炮洞的时候我没有挖。战斗开始后，我只得在战壕里跑来跑去的躲避敌人炮弹，后来我就钻进了别人防炮洞里，因为挤的人太多透不过气来，我只得又到外面，后来我跑到一个棚板的掩体下面，我刚往下面一坐，两边的人跑过来把我压在了身下，压的我呼吸困难。后来敌人的炮打的不太厉害了，其他人才逐渐散去。当时我说这一下该我直直腰了，我站起来头刚好顶到上面的棚板，这时突然飞来一颗炮弹，在上面爆炸了，我一下子被炸昏了过去，当我醒过来的时候，觉得头疼的厉害，我以为受伤了，就用手摸摸头看并没有血，又停了一会用手一摸头上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疙瘩。后来同志们给我开玩笑说，你们看咱卫生员的头硬不硬，炮弹打上去只打了一个疙瘩。在攻城期间，战壕里没有水洗脸也没水洗碗，吃完饭用土把碗一擦就好了。当战斗结束后人都成了土地爷了，不仅是衣服、背包，而且脸上都粘了一层厚厚的土。攻进运城后，我还捉了一个俘虏，缴获了一支步枪。战斗结束，清点伤亡情况，有的连100多个人，只剩下二十几个人了，伤亡很大了。部队经过一段休整，补充兵员后，就接着攻打临汾城。临汾共打了七十二天，吸取了教训，攻打临汾时不再用梯子了，而是挖地道炸城墙，敌我双方就展开了地道战。记得一次我们吃午饭的时候，在一个地堰下，离敌人城墙200米左右，我站起来了，同志们很快告诉我快蹲下，别让敌人发现了，我刚蹲下就听到吱的一声，接着炮弹就在我们身后十几米的地方爆炸了，我感到我的腿非常疼，当我往战壕里跑时发现一道血印，我觉得不好，有人受伤了，我很快沿着血印找到伤员，给他进行了包扎止血后，才开始对自己进行检查，我卸下绷腿后，发现一个小弹片粘在棉裤上，我的腿仅仅被打了一个小坑没有出血。忽然，一声巨响，被炸弹炸起的土把我打在了防炮洞内，我很快将土扒开才跑了出来。因敌机扔的是重磅炸弹，炸弹炸的坑就几米深，坑的面积十几米大。还有一次是在夜里10点左右，工兵连的三排长，到我那里去坐了一会，就往回走。不一会我听到了一声炸弹爆炸声，我意识到是敌人打冷炮，这在战时就是常事。后来一个战士跑过来说三排长受伤了，我就赶快随战士跑过去，一看不好，他的一条腿被炸断了，因为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和药品，我没有救得他的性命，他出血过多牺牲了。战争太残酷，每天每时都是炮弹、子弹满天飞，在那样的环境下，谁知道谁在什么时候倒霉呢？牺牲只是瞬间的事。作为一个卫生员，我的医术有限，尽力而为，还不得不见证战友的离去。

打晋中战役是在1948年5、6月份，我记得麦子都黄了，阎锡山的亲训师仅一个多小时就被我军歼灭了，亲训师装备最好，光大炮我们就得一二十门，这次战役共歼灭敌人10个师和一个日本纵队，日本人很顽固，几百个日本人全部被打死了，在方园十几里地，死人的臭味难闻极了。（注：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残留在山西的侵华日军和阎锡山谈判，达成了协议，日军经过改编，受阎锡山指挥，有2600名官兵被编入阎锡山的部队，还有技术人员和家属，共约6000人，阎锡山对所留用的日本士兵，不但发给双饷，而且后来一律晋升为少尉或中尉。直到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晋中战役中,阎、日联军被歼达7万余人。山西临汾战役和忻州战役也歼灭了大量日军,残留山西的日军几近覆灭。残留日军作垂死挣扎,甚至惨无人道地对解放太原的解放军使用了名为“联二苯”的毒气弹。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才消灭了残留山西的日军,城野宏等日军高层军官全部被俘。）

接下来就是打太原城，这时我被调到华北军区八纵队军医培训队学习，我们这些人都是边学习边实习，卫生部钱信忠部长给我们讲过课，还有一名加拿大的贺大夫也给我们讲过课。

太原是阎锡山的老窝，工事构筑的非常坚固，是全国最现代化的，碉堡全部是用水泥的，炮弹打上去只打个印，根本不起作用。我们只有挖地道用炸药炸，这样能把它炸歪或者滚下山坡，碉堡却依然完好的不变样。太原共打了一年最后东北调来一个炮兵师才攻下太原。记得打太原时挖地道，在地下看不清，挖了很长的地道，却不知道到哪里了，当时用的是最笨的设备——瓦缸，贴在瓦缸边听，觉得不远了，就装炸药，有一个成功了，炸毁一段城墙，终于攻进去了。

1949年2月，我们八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第24旅改称第180师。这时我被调到180师538团卫生队任军医。1949年5月，我们开始进军大西北，因为太原到潼关都是解放区，在行军的沿路上各个村镇都设有欢送站，部队到达时群众们敲锣打鼓送茶送水，到了宿营地房子地铺屋子整理都是现成的，非常干净，当我们住下时群众们把洗脚水都端过来了，与之前的艰难困苦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们感到无比感动和鼓舞。

我们在潼关坐火车前往西安，当我们的火车行到灞桥时，突然听到有枪声，当我往外看的时候，发现敌人用机枪向我们射击，因为毫无防备，来不及还击。火车通过灞桥后，部队迅速下车，很快将敌人击退。我们进了西安城。接着在咸阳把马鸿逵的骑兵击溃，又追击到宝鸡后，由十九兵团继续续追击，我们就在宝鸡住了下来。

1949年的8月份，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向四川进军，从西安到成都行军1800多里，敌人围追堵截，一边打一边走。晚上行军时，太累了，走着睡着，前面一停，后面就碰上去了。就是真正安排休息的时候也很短，头枕背包睡一会，哨声一响立即起来向前走。好的一点当时供给已经跟的上，有吃的，没挨饿。和平解放了大西南，住进了崇庆洲。

欢庆全国解放后，我们用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崇庆洲的剿匪斗争。一次土匪叛乱，把崇庆洲城围起来，我军在城里，白天土匪攻城，就关上城门，等晚上悄悄把城门打开出去，把敌人包围起来，见人都抓，抓回后，让地下组织来确认，是土匪就绑起来，是老百姓就放回去。崇庆洲的剿匪斗争很艰苦，已经是5月了，雪山的雪很还深，竹子指头粗，山上没有路，我们趟个窝就一直往前走。山大，土匪藏起来就不好找，有时一天下来也抓不到一个土匪。所以用了很长时间这里的土匪才基本消灭。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全国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我自愿参加援朝部队，渡过汉江，就参加了朝鲜第五次战役，当时牺牲不少人，因为我们装备差，没有制空权。美军的侦察机白天、晚上不断盘旋，我们白天藏在山沟里，只有晚上趁天黑部队才敢调动。从公路上走，汽车不敢开灯，听到飞机来时赶快散开，飞机过去了再往前走。敌机沿山沟转，飞得很低，先扔照明弹，然后扔炸弹，虽然用手榴弹就可以打下飞机，但是怕发现目标，不允许打。在战斗中我们的装备不好，虽然有排击炮、山炮，但炮兵打一会就赶快挪地方。因为敌人侦察机在头上乱转，飞着飞着就往下落，咱的炮打不下来，敌机还丢炸弹、丢燃烧弹，还用机枪扫射。战争很残酷，没有前方后方，我见证很多战友壮烈牺牲，连我们这些军医也一样在枪林弹雨中穿梭，随时有生命危险。终于迎来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我随军回国。1954年我从部队转业到了南庄卫生院，人民公社成立后我就到城关公社卫生院，1980年我被调到果园卫生院任业务院长，1983年回到坡头卫生院任院长，1990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