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的原型人物——渑池抗战老兵井传友口述史

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县委宣传部、史志办在仰韶今古网站和V观渑池平台同步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栏，从9月1日开始推送。

第一部分：抗战遗址简介。

第二部分:抗战老兵。第三部分:优秀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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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抗战老兵（二）

                           铁道游击队的原型人物——渑池抗战老兵井传友口述史

口述：井传友

采访人：上官丛蓉  杜建成

地点：渑池县干休所（2018年7月18日）

资料整理：上官丛蓉

参考资料：1、县委组织部干部档案

2、县公安局杨平伟《从农家娃到志愿军连长——访抗战老兵井传友》

3、马召锋 李新《不要忘了历史 不要忘了百姓 —一位抗战老兵的历史感悟 》 

  个人简历：井传友，山东省临城县裴楼乡前寨子村（今属枣庄市滕州市张汪镇）人，生于1923年，1943年日军占领村子后，经王学思（姑父）介绍做党的地下工作，给敌人乡公所做饭，两个月后被怀疑逃走，到房庄总站和姑父王学思做游击工作。1944年3月（二十二岁）由参谋罗岗介绍到山东鲁中南二军分区当侦察员。1945年6月调二军分区武工队任班长。1946年5月调鲁南军区二科侦察连任侦察班长，1947年9月入党。1949年2月调徐州市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担任执法小队长，1950年元月调徐州基地场站招待处任警卫班长，1951年元月调至原机关保卫队任队长，9月调至空联司十一师工程大队警卫营一连任副连长，12月调空联司十一师工程大队南山队留守队任副连长，1952年11月调至空联司后勤部汽车团三连任连长，1954年9月到潘阳东北军区在职文化干校学习，三个月后转业，至1955年元月，在嵩县百货公司任副经理，后任嵩县县委委员、县政府工商科科长等职，1959年调入渑池县，1959年3月任县商业局局长，1963年11月任县工商行政管理科科长，1965年8月任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停职，1979年4月复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1985年6月离休。

     井传友口述：1943年7月，当年我19岁，穿着粗布短裤赤着脚，从乡公所路过，一个同村人叫：“传友，八路来了。”我吓了一跳，当时听人说，八路是赤发绿眼的人，非常害怕想溜走。同村的人把我叫住了，只好硬着头皮进了乡公所，一个八路军干部坐在窄小的木凳上问我：“你们村有几个汉奸？”，我看到八路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可怕，就老实地说了3个汉奸的名字。心里还是有点不安，于是借口给八路军倒水，想离开，忽然看到院子里自己的姑父王学思也在，哦，原来他也是八路军，这下我放心了。那个问话的八路军让我干送信的活，我为难地说自己不识字。姑父说：你的事情很简单，给敌人乡公所做饭，看看每天飞机往南飞还是往北飞，飞几趟，火车上向南向北都拉的啥东西。鬼子扫荡前，会要车拉夫，提前记住，然后告诉给你指定的老乡。干吧，每月75斤小麦，每季度3丈2尺布，有吃有住有衣穿，多好的事呀。实话说粮食和布对我的诱惑很大，当时吃不饱穿不暖的。另外，我还仇恨日本人。一次，我经过滕县车站的桥洞，日本兵守卫站在洞口，路过的中国人一个个敬礼，我没有敬礼，日本兵“啪啪”就是几个耳光。还有一次我去徐州贩土豆，出徐州火车站时，检查的日本兵用刺刀将我背的包一下划开，我赶紧去捡地上滚落的土豆，日本兵又是“啪啪”几个耳光，要不是被一个同乡看到，又敬礼又鞠躬的说好话，我都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们同村的人还有被活埋，妇女被强奸的。我恨死日本兵了。一听说做这事也是打日本，我就爽快地答应了。

在乡公所干了两个月，期间除了做饭，就干一些侦察、送情报、贴标语传单的小活，但也是有风险的。一次，他去火车站贴传单，没贴完，把剩余的传单揣在兜里，回家的路上突然遇到汉奸队，情急之下，我把传单藏在了路边的绿豆秧里，没想到还有一张没塞进去，汉奸就过来搜身了，发现了一张纸，问这是啥？我机灵的一把夺过撕掉，转身就跑，汉奸在后面追了半天也没有追上。还有一次，我到姑父王学思家，刚坐下，就听见外面有枪声，姑父赶紧往外跑，我急忙钻在床底下。搜查的汉奸进来后，我抓住床板的缝隙，把身子紧紧贴在床板上，因为身体瘦小，敌人撩开床单也没发现我，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抗战时期的津浦铁路，是日军的生命线，为保护铁路，路两边一里范围内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毁，以防隐蔽八路军，而且还在铁路两侧挖了四米深四米宽的壕沟，五里设一个岗楼，允许老百姓通过。一次，我通过检查站送情报，虽然很顺利，我却看到一起过检查站的有一个手拿粪叉拾粪的人，脖子后面的头发，很整齐很短，不像是本地的老百姓，我马上怀疑是鬼子的便衣。第二次送情报时，我很警觉，就扛着一捆高粱杆，拉一个当伪保长的本家叔做掩护，再次通过了铁路检查站。但是，随着活动的频繁，我在村里越来越被看做不安分的人，特别是在我举报了村里的恶霸地主并使之受到惩处后，我在村里存不住身了。一天我方人员对伪乡长的儿子——秋征琴开了一枪，匆匆跑掉了，却没有打死秋征琴。当时秋征琴（后枪决）见我和八路军经常接头就怀疑我，带人准备抓我时，我立即逃掉了，到房庄总站（地下工作机关）找到姑父王学思，在那一带做游击工作，后被组织上调到鲁南第二军分区根据地，成了一名正式的侦察兵。

  滕县是津浦线上日军的重要据点，由日军和伪军共同把守。八路军准备打滕县前，安排我和一个战友侦察，我当时感冒咳嗽的厉害，还是坚决接受了任务。晚上我们悄悄摸到县城的护城河边上，紧贴着城墙，大气也不敢出一声。为了怕咳嗽惊动敌人，我提前在老乡地里抓了一片白菜叶子装在口袋里，一想咳嗽就吃白菜叶。夜晚分外寂静，听到上面一个伪军喊“上岗了”，另外一个应声道“还差5分钟”。把敌人的换岗时间和基本情况摸清楚了才回去报告，期间我一声也没有咳嗽。那时候晚上确定方向我们也有土办法，一次，我和一个营长到一个火车站侦察，晚上漆黑一片，侦察一会后，营长问“方向错了没有？”井传友说没有，不信摸摸树皮就知道了，随后俩人就摸了一下旁边一颗榆树的树皮，由于树木南北面受日光照射的不同，表面粗糙程度也不同，据此可以大致确定方向。

  在鲁南地区曾活跃着一支精干的武工队，他们在枣庄、滕县地区及津浦铁路两侧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1945年6月我调到二军分区武工队，从普通的侦察兵，升为武工队班长：“正吃着饭的时候把碗一放，就打仗了！”一天，我带领一个战士执行任务的路上，忽然发现一个落单的日本鬼子，毫不费力的把他俘虏了，并马上送到了鲁南军区司令部。没想到，这个早已厌战的日本兵，被八路军的优待政策和教育感化了，参加了八路军，而且成为一名优秀的炮手。八路军打滕县时，这个日籍八路军，瞄准南城门就是一炮，一下子就把南城门给炸开了，日军慌了手脚，八路军一鼓作气冲了进去，攻下了滕县，这事让我高兴了一辈子。一次，我和战友朱光有沿着河边走，忽然看见一个穿戴黄衣黄帽的人，就大声问道“哪一部分的？”对方一听撒腿就跑，我们就在后面紧追不舍，那人钻进了一个小庙，我跑近时，看到一个伪军跑了出来，“啪”的一枪就打死了，接着我和朱光有一起往庙里面射击，后来看没动静了，进去一看，庙里还死了一个。后来才知道里面伪军不少，看到我们俩人这么勇敢，都吓得从后门跑了。这一仗，我们缴获了5支枪，被八路军县长夸奖了一番。

    敌后武工队，可能大家都看过，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在武工队，我在队长张西池的带领下，与日伪军进行过大小数十场战斗，具体拔除了多少个鬼子的据点，阻击了多少次鬼子小规模的扫荡，我也记不清了，但我能记得，自己和自己带的班都很勇敢！我所在的鲁南军区在敌后对敌人的铁路开展了大规模的破坏和袭击，炸火车、毁铁路、拔据点。“我作战勇敢着哩！我是武工队班长，有一次执行任务，从滕州到济京，我领着人，一晚上掀翻了日本人50公里的铁路，破坏了他们的交通线，我们没有伤亡一个人！在打一个叫关家的车站前，我化妆侦察，白天挎个花生篮，四处转悠，晚上继续侦察，一次和营长晚上侦察，朦胧中忽然看到前面不远有个人，俩人赶紧趴下，过了一会不见动静，悄悄摸近一看，原来是敌人扎的稻草人。我们就乱晃树枝，吸引敌人暴露火力位置。后来打关家车站，战斗非常激烈，打了四天四夜，才打开，我缴获了两支枪和一部电话机。打完战，我一身污泥的回到家中，妻子才生了女儿7天，本家的嫂子正趴在地上磕头，乞求老天保佑我平安。接着打另外一个据点，我们打了一天也没打开，随后，部队安排一个连换了俘虏的服装，从别方向过来，对敌人说是增援的，据点敌人马上放下了吊桥，前后夹击，我们攻克了敌人的据点。

    在无数次的战斗中，我虽然每次都冲锋在第一线，但神奇的是我从来没有负过一次伤。“这不假，有时候你越是怕死，子弹偏偏朝你来；你越是勇敢，子弹偏偏不打你！”“其实打战也是靠经验的，你首先要能听出来敌人拿的是啥武器，用耳朵听子弹发射的空当，该躲的时候趴下来，该冲的时候大胆地冲。再说，打仗就是要死人的，你怕有啥用？”有一次我在冲锋时边跑边打枪，突然子弹卡壳了，一梭子5发子弹只打出来2发，低头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对面的子弹把我的枪打坏了。“就差那一点，我就挨枪子儿了，不过我不怕！”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调鲁南军区二科侦察连任侦察班长。解放战争中，山东一度失守，我随共产党山东部队退到滨海，在天目山打游击。一次在行军中，前面出现了一只队伍，排长本来要派我去侦察，16岁的小战士吴锡河自告奋勇前去。我远远的听见吴锡河和两个高个子兵说话，对方问“你是哪一部分的？”吴锡河说“我是乡公所的，你们的长官是谁？”我和战友们听到说话，马上判断对方是敌人，就开始边开枪边撤退。结果吴锡河被敌人抓走，枪杀在黄河滩上，我后来带人扒开埋葬的地方，一看帽子和尸体的头部，立刻放声痛哭，尸体正是战友吴锡河，因为帽子和袜子都是我亲手给他缝补的。多少年来，我还不能忘记自己身边的这个小战士，他的机警和勇敢，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1949年2月我调山东徐州市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担任执法小队长。

    全国解放后，1950年元月，我调至徐州基地分治招待处任警卫班长，1951年元月调至原机关保卫队任队长，1951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朝人民空军警卫营副连长、汽车团连长等职，曾先后三次冒着美军飞机的密集轰炸入朝作战。1954年9月，在潘阳东北军区在职文化干校学习三个月后转业地方。“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西村、化肥厂等处劳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被平反，恢复职务，1986年离休回家休息。感谢党培养了我，党对我很好，工资高、生活好，没有什么遗憾的事，只是时常怀念战友，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一天返回故乡山东，看看战斗过的土地，去给战友们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