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全 补正 客观

 

       ——喜读《渑池县志· 仰韶文化及其研究》

 

 

  2006年11月，《渑池县志（1986~2000）》，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有幸拜读，爱不释手，深感是部传世精品，“仰韶文化及其研究专章”，尤为精品中之精华。上届《渑池县志》，已有“仰韶村遗址及仰韶文化”专篇，内容很有深度。本志专章要超越前志，难度甚大。编者知难而进，博览群书，苦心钻研，广为吸纳十几年来仰韶文化的新发现、新成果，写出了三万余言的精品佳作，交出了一份令人叹服的答卷。

 

                    设计周全  记述详实

  本章分设五节：仰韶文化的发现，仰韶村遗址，渑池县的其他仰韶文化遗址，仰韶文化研究，仰韶文化的地位和影响。既突出了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发掘和保护，又兼顾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渑池县和其他仰韶文化遗址”单独设节是本章的全新内容。编者将仰韶村遗址以外的本县其他22处仰韶文化遗址逐一进行了介绍，尤其对南村乡班村遗址作了重点记述。班村遗址的发掘，同以往的发掘不同，是多学科、综合性的考古发掘。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牵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河南考古所、西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科院地质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等11个单位参加。历时9年（1991~1999），发觉面积6万余平方米。发掘表明，班村遗址涵三期文化：一期为裴李岗文化；二期为仰韶文化庙底沟一期类型；三期为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在仰韶村遗址附近，发现裴李岗文化层，迭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下，进一步证明，裴李岗文化为仰韶文化之源，是前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研究”及“仰韶文化的地位和影响”两节，对仰韶文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记述。编者将仰韶文化研究的80年历史，划分为5个发展阶段：1921年~1931年为调查发现阶段，1931年~1937年为初步发展阶段，1937年~1949年为缓慢发展阶段，1949年~1971年为蓬勃发展阶段，1971年~2000年为丰硕成果阶段。对仰韶文化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及其成果，诸如仰韶文化源流、社会性质、社会特征、区系类型及年代划分、社会经济、埋葬制度、房屋、聚落等方面，都做了简要介绍。划段科学，层次分明，脉络清晰，要点突出。同时，还特意记载了安特生、李济等49名有重大贡献的考古学家，录存了56部有重大影响的专著和论文目录。表彰前辈，启示后人，尊重人才，值得效发。

  本书记载了至2000年发现仰韶文化遗址的精确统计——3013处，分布9个省区。其中陕西2004处，甘肃1040处，山西1000处左右，河南1000余处，河北50余处。而上届志书则记为：“建国30多年来，在黄河流域的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河北等省境内，调查发现的文化遗址在千数以上”。显然差距甚大。本志所记，既有全国总数，又有分省数目，准确可信。遗址分布范围，记述亦有变化：“东起豫东，西至甘青，北到河套内蒙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则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变更最明显的是北线，上届志书说是“北抵河北南部”，本志则为“北到河套内蒙长城一线”。有力证据是在内蒙已发现仰韶遗址50余处，宁夏7处。

  仰韶文化的区系类型、年代分期，是考古学界争论的主要论题。本志依据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记载亦颇具新意。

  区系类型采用了6区19类型说。6区为：中心区（关中、豫西、晋南），西区（甘肃、青海），豫中区（郑州、洛阳），东北区（豫北、冀中南），南区（豫西南、鄂西北），北区（陕、蒙、晋、冀长城一线）。文化类型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等19个仰韶文化类型。

  年代分期采用了3期5段说。仰韶文化的历史年限为公元前5000--前2900年。两千一百年的仰韶文化历史，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约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典型遗址有陕西临潼零口遗存，西安半坡遗址等。千年仰韶早期文化可分三段：第一段约公元前5000~前4900年；第二段约在公元前4900~前4300年；第三段约在公元前4300~前4000年。

  中期约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典型遗址有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内蒙凉城王墓山遗址等。

  晚期约在公元前3500~前2900年。典型遗址有山西芮城西王村遗址，河南安阳大司空遗址等。

  区系类型和年代分期的大体划定，是仰韶文化研究的重大进展。

 

补正史实  纠正史误

  “仰韶文化及其研究”章，突出优点是甄别史实，纠正史误。

谁是仰韶村遗址的首位发现者？安特生何时首次来仰韶村？学界认识不尽相同。上届志书依据当时主流意见记为：“1918年10月，受聘于北洋政府农商部为矿业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通过家住渑池县仰韶村的王某，得知那里出土古生物化石，并在王某的陪同下第一次采集了不少化石标本。1970年冬，他又派助手刘长山到仰韶村采集化石. . . . . . 大约600件之多，全部带到北京”。这里清楚表明，仰韶村遗址的首位发现者是瑞典人安特生。他于1918年10月首次来仰韶村。本届志书作了重大修正：“民国7年（1918年），安特生前往河南调查古脊椎动物化石。民国9年（1920年），安特生派助手、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到河南采集化石……刘长山在渑池县仰韶村居住了三天，采集到不少动物化石。同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古文化遗址…… 安特生在北京根据刘长山的发现和调查结果，初步推断仰韶村可能是一处相当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民国十年（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在取得了中国政府同意后亲自来到仰韶村调查”。这段记述改变了以往的结论：其一，1918年安特生曾来到河南调查脊椎动物化石，但未到仰韶村。其二，首位在仰韶村发现古文化遗址的是刘长山，时间是1920年。其三，安特生首次来仰韶村的时间是1921年4月18日，较以往的记述晚了两年半。这一新结论是可信的，有据可证。

  证据之一是袁复礼的采访记录。袁复礼是协助安特生主持仰韶村遗址首次发掘工作的地质学家。他于1986年9月18日接受采访时说：“仰韶村遗址并不是安特生首次发现的，至少不能说是他单独发现的. . . . . . 据我所知，刘先生到那里采集石器，并不是安特生委派刘所为，而是刘自为之。刘先生采集之前，安特生根本不知其地。因此，更不知有其物”。亲历亲闻，言之凿凿，真实可信。

  证据之二是中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安志敏先生之论断。他在《仰韶村和仰韶文化》一文中指出：“1918年安特生来渑池县调查过古脊椎动物化石，但未去过仰韶村。1920年地质调查所刘长山在仰韶村采集到600多件磨制石器，引起安特生的注意。”专家权威之见，深思熟虑，慎之又慎，不得不信。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安特生本人所言。他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远古文化》一书中说：“民国九年，采集员刘长山自河南一处带回零碎石器数件，其中颇有可取者。民国十年，余始得机会亲自按法采掘”。安特生亦认为只是看到刘长山带回的石器之后，他才去仰韶村采掘。

  据此，本章在“仰韶文化的发现”节最后结论说：“安特生并没有先于刘长山到过渑池，在刘长山来仰韶村之前，安特生对这个村一无所知。刘长山只是被安特生派来豫西收集脊椎动物化石，并未让其采集仰韶石器。刘长山是自觉收集的，因此，刘长山在仰韶文化发现中的重要作用也不可忽视”。这一新结论，改变了由安特生单独和首先发现仰韶村遗址的历史，确认了刘长山的首发功绩，恢复了历史原貌。信史存志，编者有功。

   仰韶村遗址的首次发掘，是一人主持还是2人共同主持？这是仰韶文化研究中的另一疑点。以往大都议为是由安特生一人主持，似乎已成定论。本志则认为：“发掘由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主持”。“刚从美国归来的学者袁复礼在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不仅对遗址进行了全面测量（按1：2000和5厘米等高线绘制了仰韶村遗址地形图和仰韶村南部等高线图——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幅等高线图），还负担和当局的交涉之作”。袁复礼在发掘工作中的核心作用非别人之见，是由安特生所言：“在整个发掘期间，北京地质调查所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一直帮助我进行工作，它不仅进行遗址的全面测量，还承担地方人士和当局的交涉，由于为人机智，并善于待人接物，我们的发掘从未遇到任何阻难”。这话表明，袁复礼既是发掘工作的主要成员，又肩负行政事务工作，定位为发掘工作的主持者之一是准确的，符合历史实际。

  还应指出的是参加仰韶村遗址首次发掘的人数，由上届志记述的7人，订正为9人，并开出了全部名单。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值得学习。同时，还增补了先进考古工具、先进考古方法首次采用的记述，从而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页，表明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评议客观  入情入理

  仰韶文化研究中存在着若干敏感问题，处理不好不仅有悖于历史，也有碍于中外文化交流。编者广为引纳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认真全面分析研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正确结论，解决了颇为棘手的难题。

  安特生的行为是否是文化侵略？这是争议多年的问题。起因是安特生在仰韶村遗址发觉后，将许多珍贵的文物资料，存于瑞典远车博物馆，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将安特生视为“文化特务”“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帮凶”，其行为系“文化侵略”。编者经全面调查分析认为：“其实，安特生和地质调查所的丁文江有一个协议。主要内容是：在中国发现的古文物，一半属于中国政府，一半可带回瑞典。这是中国政府混乱的情况下的妥协办法。说明安特生的行为是经过中国方面的同意和批准的”。事后，“另一部分于1927年~1936年分7批归还了中国（由于日本入侵中国，这些文物不翼而飞，成为疑案）”这说明安特生例行了协议。本志的结论是：“安特生发现和发掘仰韶文化遗址中重大作用应该得到肯定，安特生在中国的工作是中瑞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这就为安特生的行为作出了合理的正确解释。

  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是又一个敏感议题。仰韶村遗址首次发掘后，安特生并未提出“西来说”。他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书中还强调“据以发现各器物观之，余以为仰韶遗址，实为未有文字记载以前汉族文化所遗留也”。简言之，仰韶遗址是汉族文化。但他又将仰韶文化中的彩陶同中亚安诺遗址的彩陶相比较，感到两者近似，如同一源。但谁为源？谁为流？不得其解。为此他特意到中西来往的通道——甘肃寻找答案。先后发现了多处文化遗址，收集了大量彩陶。但奇怪的是甘肃彩陶中独未有中原古文化的代表器物——陶鬲（圆口三空心足）。如果甘肃彩陶来自中原，不能没有陶鬲。因此，他误认为甘肃彩陶来自西方，转进中原后，仰韶人在西方彩陶的基础上创新发展，陶鬲就是仰韶人创作的新器物。这就是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

  事实上新石器中期的仰韶文化中就没有陶鬲，到了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中才出现了陶鬲，但20年代的考古水平，尚不能科学分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器物。安特生将龙山文化的陶鬲误认为是仰韶文化的器物，从而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这只能是认识问题、学术问题。随着考古发掘方法的不断改进，大量古文化遗址和器物的被发现，中国考古学家逐步认识到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认识到安特生将某些仰韶遗址的龙山文化层中出土的器物，同仰韶文化器物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安特生于1943年出版的《中国史前史研究》也承认了“西来说”的错误。他说：“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的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优越文化带给中国和统治民族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据此，本志认为：“发掘中，其按水平层位记录遗址的方法，打乱了自然堆积所形成的层位，忽略了文化层遗迹，遗物复杂的叠压和打破关系，因此安特生得出了错误结论：将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当时尚未证明是一种考古文化）混为一谈；重点关注了仰韶文化的彩陶，将其与中亚的安诺彩陶简单比较（来注意其纹饰差别）认为前者源于后者，从而认为“中国文化西来说”。同时也指出：“安特生在《中国史前史研究》（1943）年一书中，承认了早年彩陶西来说的错误”。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入情入理，令人信服。

  综观全章，实为精品佳作。观点鲜明，导向正确，设计周全，结构严谨，内容丰厚，重点清晰，甄别史实，纠正史误，剖析难点，解惑释疑，论证科学，结论合理，极具高品位和学术价值。

     

                                          2008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