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武则天的功过是非

试论武则天的功过是非

－－兼谈对武则天的评价问题

 

 

 

内容提要：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由于历史疑云颇多，历史上论述其功过也是非众说纷纭，从未有过定论。武则天研究也成为唐史研究的难点之一。笔者在他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避文章无新意，但求对武则天的功过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从肯定武则天出发，将其功过三七开列、分条论述，重点指出了武则天的重大历史功绩：政治军事方面，广开才路，注重官吏的选拔、考核；虚心纳谏，从善如流；军事方面，亦有成就。经济方面，重视农业生产；手工业发达，商业发展繁荣。全国的经济亦有所发展，整个社会秩序基本安定。文化方面，也卓有成就，表现在书籍编撰、诗文创作、书法绘画雕塑等方面。但武则天也有明显的较严重的过失，表现在：玩弄权术，残害大臣；乱改官制、文字，任官冗滥；大兴土木，多崇佛道；军事失利，民族关系紧张等方面。

笔者从对武则天功过的论述中，兼谈及对武则天的正确评价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武则天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在武则天功过评价上取得了大致相同的意见，但同时由于研究者所用史料不同、具体方面的观点也有相左之处，另外，当今国内研究者多注意了历代对武则天女性称帝的指责、却忽视了武则天是中宗和睿宗之母而唐代史料所讳的事实，在当今学坛不同程度出现了夸大武则天历史功绩的情况。针对评价武则天的问题，笔者简要分析了评价偏颇的原因，提出要客观地、一分为二的评价如武则天这样的历史人物，“不以其功大而掩其恶，不因其恶彰而蔽其功”，目的是期望武则天研究更加深入，期盼对武则天有更为公允和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武则天，功绩，过失，评价，分析

 

 

武则天－－武曌，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和无尽魅力的名字，也是中国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之一。后世对武曌的名讳并不怎么提起，倒是武则天这一称呼名扬古今，以至于妇孺皆知。她的一生中，先由唐太宗的才人而成为唐高宗的皇后，又由中宗、睿宗之母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这位震古烁今的女杰生前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死后却留下一块无字碑，给历史人物研究平添了无尽的话题。

当代是历史上武则天研究成果最辉煌的时期，海内外学者都有大批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更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大都能实事求是，给出让人较为信服的评价，评价的主体是持肯定态度，但在一些具体问题或小的方面，则是褒贬誉詈，莫衷一是，从未形成过定论。众说不一产生的原因很多：要么是研究者研究的深度和方向不同，囿于史料；要么是研究者在研究武则天时带上了感情色彩，未能完全以史家的冷峻态度来观察问题；要么研究者，或受中国文化传统禁锢、或完全从当今开放社会作出发点，未能以武周时代去知人论世。由于以上原因，就出现了对武则天评价方面的显著差异。笔者以下试从论述武则天的功过是非，兼谈对武则天的评价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武则天干政以高宗永徽六年（655年）立为皇后开始，直至神龙元年（705）被逼退位止，近50年，其中称帝15年。武则天是否是一个伟大女性，主要看其政绩，现在学术界一般都摒弃了“武韦之乱”的说法（1），认为武则天当政时期是唐代发展的重要阶段，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政绩是较为突出的。

一、政治军事方面。主要表现在：

1.广开才路，注重官吏的选拔、考核

破格用人。武则天于垂拱元年（685年）：“诏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及百姓，咸令自举。”（2）载初二年（691年）又下制“官人者咸令自举”（3），除了鼓励“自举”外，还派遣十道巡抚使分道挑选人才，所举之人都亲自引见任用，又建立了官员试用制度，对“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4）。“一边不拘一格把仕途向所有人开放，有意造成官吏冗多的现象；一边对那些不称职者，随时予以贬职与杀戮。这种带有滥用性质的走马灯式的用人方式，为她（指武则天）改造了朝廷人事系统，彻底实现了政由已出的政治局面”。（5）

改革科考。武则天利用科举考试延揽人才，“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680~681）中始以文章选士。”（6）载初元年（690）亲自策问“贡土于洛城殿，数日方了”（7），“贡土殿试自此始”（8）（有以殿试开始在天授元年（9），非。载初元年九月始改元“天授”）。武则天还一度在吏部考试中实行其首创的密封糊名制度。“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10）。武则天还于长安二年（702），“创设武举”（11），她重视科举选拔人才，尤其重视进士科，给新兴的庶族地主开启了参政之门。

任贤重才。武则天注重任贤，文臣有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宋璟、张嘉贞、苏颋、张说、韦承庆、李峤、上官婉儿等，将帅有张仁愿、刘仁轨、唐休璟、郭元振、王孝杰等。大臣陆元方、狄仁杰、苏良嗣、李昭德、宋璟等大臣遭诬陷，也因武则天明察而获保救。唐德宗时宰相陆贽称：“武后收人心，务拔擢，……故当世称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12），唐德宗时宰相李绛称“武后命官多猥，而开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选。”（13）。

2.虚心纳谏，从善如流

武则天纳谏也较突出。古代帝王纳谏者，无如唐太宗。而古代帝王中，武则天在这一方面堪比唐太宗。天授二年（691），御史中丞李嗣真上疏请杜告密之门、断酷吏之手，武则天认为武周鼎革，正用酷吏镇压反对派，所以，不听李嗣真的上疏（14）。但当酷吏使命完成后，朱敬则、周矩等人请诛酷吏，则天就纳其言，一方面使用执法公允的杜景俭等人以改弊政，同时，逐渐诛杀酷吏。另一方面又健全谏官制度，扩大谏官队伍，多次下诏求谏。魏元忠、狄仁杰等先后直言诤谏被则天采纳。即使如则天优宠狄仁杰，但并不偏信于他，而是从善者流，兼纳众言，当狄仁杰谏放弃安西四镇之守，武则天听从了其他朝臣的建议，并不以狄仁杰之言为是（15）。武则天即能虚心纳谏，又能择善而从，这一点就超过常人，非一般帝王可比。

3.军事方面，亦有成就

严格地说，武则天统治时期，边疆地区的军事斗争“有得有失”（16），这里只谈其成就。高宗咸亨元年（620年），吐蕃攻陷了安西四镇（于阗、疏勒、龟兹、碎叶），丝绸之路被堵塞。武则天长寿元年（692），武则天采纳唐休璟的建议，派王孝杰、唐休璟、阿史那忠节等率大军征讨吐蕃，收复了安西四镇。中国东北的契丹人在唐朝逐渐强盛，时叛时降，经常骚扰唐内地，一度深入河北，唐境不堪侵扰。武则天神功元年（697），由娄师德等率唐军二十万击破契丹，加上契丹受东突厥袭击，不能自立，契丹余众奔突厥，东北悉定（有学者以事在万岁通天二年六月（17），考诸史籍，当以神功元年为是）。

二、经济方面。全国的经济亦有所发展，整个社会秩序基本安定。表现在：

1.重视农业生产

武则天十分重视农业，垂拱二年（686），命人撰成农书《兆人本业记》领行天下。但武则天当政时期，以农业为“建国之本”，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并鼓励农民由授田不足的狭乡移民到地广人稀的宽乡发展生产。赋役则继续采用租庸调制。随着社会安定和农业收入的增加，武则天长安元年（701），颁“诏天下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税户”，将高宗永徽元年开征的户税定型下来，做为政府的一项正式收入（18）。国家粮仓如太原仓、洛口仓、含嘉仓等，积粮充裕。州县坚持和籴制度，储粮亦很丰富，加上各地的义仓储粮备荒，保障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国人户明显增加。永徽三年（652）全国户口为385万户，至神龙元年户口达615万余户3714万人（19）。

2.手工业发达，商业发展繁荣

武则天时，手工业（如采矿业、铸造业、建筑业、制陶业、纺织业等）很发达，支撑了大规模营造和宫廷用度。商业也很繁荣，表现在“市”的增加和城市贸易的发达，长安、洛阳、太原、扬州、广州、成都等地都有发达的商业贸易。

三、文化方面。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具体表现在：

1.书籍编撰

史学方面，武周时开始预修国史的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参预修撰有《武则天实录》兼修国史，又开始了《史通》的写作。其他史料撰著还有：《皇帝（指高宗）实录》三十卷（许敬宗撰）、《高宗实录》一百卷（题武后撰）、《则天皇帝实录》二十卷（魏元忠等撰）、《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宗秦客撰）（20）。为融合儒、释、道三教，徐彦伯、李峤等撰类书《三教珠英》。

2.诗文创作

武则天颇通文史，辅佐其掌诏命、参政事的上官婉儿为创制诗体“上官体”的上官仪之孙女，在她们的倡导下，诗歌创作很是繁盛，内容虽然未能突破宫廷诗的限制，但也醇雅可诵。著名的诗人有沈佺期、宋之问、崔融、苏味道、陈子昂等。文章方面，备皇帝顾问的“北门学士”皆为文章能手，当世出现了许多著名作家，如杜审言、李峤、骆宾王等。武则天本人有《垂拱集》100卷、《金轮集》20卷（今皆不存），《全唐诗》（21）中收录其诗46首，代表诗作有《如意娘》《游五龙潭》等。

3、书法、绘画、雕塑

书法方面，武则天本人善行书，“飞白”称誉当时。当世出现了孙过庭、欧阳通、李邕、陆柬之、钟绍京等书法名家。绘画方面，有薛稷、李嗣真等名画家，另外当时的佛教壁画也有很高成就。雕塑方面，洛阳龙门石窟和敦煌千佛洞都有许多武周时期作品，多具盛唐气派。其他如唐高宗乾陵的双阙和石雕，亦为唐代精品。

 

以上为武则天当政时的诸多政绩，因为当今社会改革开放，提倡女权，所以论其功绩，基本能持论公允。个别学者否定态度，则不为大众所接受。惟在评价武则天过失方面，众口不一，要么坚持旧史成说，否定得过多，要么过分吹捧，对其过失多所回护。武则天功绩很大，而且是主要的，但仍不能掩其过失，笔者就依功过三七开，来简要谈一下武则天当政时的过失：

一、玩弄权术，残害大臣

玩弄权术为历代统治阶级之通病，武则天深得法家“权、术、势”之个中三味。利用王皇后和萧淑妃之矛盾入宫争宠，利用高宗的宠幸废除了王皇后，反对其当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柳奭等名臣均遭贬杀，其家族近亲也被清算。“这是武则天一手造成的大冤案”（22）。有学者认为是长孙无忌等人功高震主，影响了高宗的绝对权威，高宗才假许敬宗等人之手诬构其“谋反”而除之（23），其实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立朝数十年，长孙无忌更是唐代为数不多的杰出政治家（24），虽然面折高宗，但也不至于死罪，其时武则天对高宗的影响应该是主要的，只不过当时武则天是站在高宗背后而已。后来诬杀上官仪等人虽是武则天的故智，但其时武则天已从后台渐至前台。

由于武则天“内心还隐藏着更大的政治野心和欲望”（25），加上她的聪明才智，武则天最后终于成了女皇。她一当政，就借酷吏来清除潜在的反对派。于是大兴告密之风，“四方告密者蜂起”，以酷吏执掌推问，酷吏们编撰《罗织经》数千言，教人陷构无辜。又造大枷十等，制“凤凰晒翅”等讯囚酷刑（26），乱了法制，与唐代奉行的“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相背（27）。有人说酷吏打击的只是关陇士族，其实“打击范围很广，实际触及到整个统治阶层”（28）。光武则天杀害的宰相就达20人之多，被牵连杀害者则数以万计。杀人不在多与少，而在于被杀者多属冤案，造成刑法失当，有损德政。诸如武则天素所信赖的宰臣狄仁杰，也难逃酷吏之手，被诬谋反入狱，为免受酷刑而死，狄仁杰就供认“谋反是实”。其后酷吏们又诱他诬攀大臣，狄仁杰严辞拒绝，以头撞柱，血流满面。在等待被斩的日子，狄仁杰偷写诉状，缝于被中，交子狄光远呈报武则天。武则天派人来讯狱，来俊臣等竟代狄仁杰写《谢死表》认罪，亏得则天召见狄仁杰，狄方免于一死。狄出狱被贬后，武承嗣等还要下追杀令（29）。狄仁杰凭机智幸脱法网，但天下被冤杀者多数没这么幸运了。武则天需要用酷吏不择手段清除政敌，但酷吏清除的对象却是面向所有统治阶层，当酷吏欲罗织武氏要人及太平公主、张易之、庐陵王李显、太子李旦等谋逆，要从李氏到武氏掏空武则天统治基础时，武则天才将酷吏一一诛杀（30）。有学者称“自垂拱被年开告密之门以来，所告多系事实”，“酷吏诛杀政敌的残酷程度（比之古之酷刑），未必最甚”（31）。酷吏只是被利用的工具，当其完成使命时，便被无情抛弃。这些话未免有回护之意。有什么比酷吏所掌的生杀大权还重要的么？武则天对反对派实施无情打击，称其为“铁血皇后”并不为过（32）。但据此说武则天行酷吏政治，杀戮的主要是百姓也是错误的。酷吏杀戮主要在统治阶层，“虽然造成了动乱，但乱在官场，乱在中央，整个社会基本上仍处在安宁的状况”（33）。但这样却使朝臣人人自危，唯唯诺诺，出现诫弟要“唾面取荣”的宰相娄师德、“依阿取容”的宰相苏味道（34），政治的动荡，制约了社会更大的发展，造成武则天晚年被政变所逼退位的恶果。

二、乱改官制、文字，任官冗滥

武则天执政后，中央仍用三省六部制，但官署名、官名却多有改易，同时改易了旗帜和服饰。“这些改革并无多少实际意义”（35），因为制度并未变易，仅是名称更换而已。至于改易文字，武则天除了自造”曌“字为名外，还另造字达十多个，这些字远不如本字传写方便，违犯了汉字形成规律，“其字怪僻，传写不同，多类符咒”（36），在武则天身后不久，这些字就停用了。

武则天任用官吏十分冗滥，试官制度推行中，所试之人“不论贤愚，悉加擢用”（37），当世对其滥施的禄位有“车载”“斗量”之说。虽说武则天对官员不称职者，以后复加贬斥，但这样无形中扰乱了官场，官吏冗滥，又加重了人民负担。后人赞武则天注重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但不知其出于利己之心，对一些德才不及之徒也加以擢拔，如李义府、许敬宗、韦什方、杨再思、武承嗣、武三思等均擢为重臣。岑仲勉统计武则天用宰相并后达73人，多非其人（38）。武则天“用人多称其职”（39）的说法值得商榷。

三、大兴土木，多崇佛道

武则天“生活奢侈腐化”（40），大兴土木，进行营造事，其晚年尤甚。如：垂拱中在洛阳毁乾元殿，更造明堂三层，号曰“万象神宫”（41）。又在明堂之北起天堂五级，“日役万人，采木岭南，数年之间，所费以万计，库藏为之耗竭”（42）。后天堂失火，延及明堂，又大兴土木，复为建造，号曰“通天宫”。又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营建武氏祖陵。采天下之铜铁，铸造“九鼎”、“天枢”、十二生肖神铜像，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又，武则天好大喜功，还于中岳（改为神岳）举行了大规模封禅活动。

武则天崇信佛道。除了在长安和洛阳修建佛寺外，又诏各州县广造寺院，大臣李峤言“殿堂佛寺，处处皆有”（43），狄仁杰言“今之伽蓝，制逾宫阙”（44），可说明当时佛寺之兴。武则天还在各佛院大造佛塔，在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规模造像、作画，在各地大兴佛道法事，寺院经济大有发展。以至佛道与民竞食，影响到国家收入和社会安宁，唐玄宗登基伊始，就采用宰相姚崇建议大量裁汰僧尼，并毁除部分佛寺。

 四、军事失利，民族关系紧张

唐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以怀柔为主、辅以军事的策略。唐太宗较好处理了民族关系，被当时周边民族共尊为“天可汗”。至武则天时，政策却主要以军事行动为主，除了前述的几次胜利，多数战事以失利告终：对吐蕃方面，永昌元年（689），韦待价等出兵西域，大败于吐蕃。万岁通天元年9696），王孝杰、娄师德和吐蕃战于洮州素罗汗山，大败；对东突厥方面，其杰出首领骨笃禄（或称阿史那骨咄禄）成功复国，武则天却未与建友好关系，以僧薛怀义两率大军高压，均未得利，东突厥则不断犯边，甚至深入河北；对契丹方面，两次派军征讨其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皆失利（万岁通天元年（696），曹仁师等率军大败于硖石谷；神功元年，王孝杰等17万大军尽皆覆没）。

对少数民族首领，武则天改骨笃禄之名为“不卒禄”，改骨笃禄弟默啜为“斩啜”，改李尽忠为“李尽灭”，改孙万荣为“孙万斩”，“露骨地表现出大汉族主义色彩”，其统治时期和“兄弟民族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唐边地人民的和平生活，由于战争而遭到破坏（45）。唐玄宗时，宰相姚崇有鉴于此，建言请玄宗“不邀边功”。所以对武则天巩固边防肯定也不能太多。

除以上方面外，其他一些史实也影响到对武则天的评价。如：《资治通鉴》载武则天为昭仪时曾扼杀亲女诬王皇后一事，但两《唐书》均不载，事有可疑。又，《资治通鉴》与两《唐书》均载武则天遣人杖废后王氏及废妃萧氏，断其手足，纳酒瓮中事，《武则天评传》考证事类汉代吕后处理戚夫人，也有疑点，可能是诏令王氏、萧氏自缢的，也言之成立。对于《新唐书》言武则天鸠杀其子孝敬皇帝李弘一事，证以其他史料，则确为武则天的不白之冤（当今赵文润教授的《武则天评传》是武则天研究的鼎力之作，对以上几个疑点考辨甚明）。武则天时酷吏、外戚、男宠基本不掌相权，但酷吏傅游艺、吉顼，外戚武承嗣、武攸宁、武三思等也位至宰辅，男宠薛怀义还三掌帅印，这些人确实也嚣张一时。言武则天杀上官仪，有学者认为是上官仪想专权所致，这种诬上官仪的说法值得商榷（46）。至于经济方面，唐太宗时已出现授田不均影响均田制实施的事，随着人口增加，“到唐高宗晚年和武则天统治时代均田制逐渐破坏”（47），玄宗时只能渐用募兵制。府兵长期驻边服役，以至“府兵和征人的逃亡，从武则天统治时期起就已非常严重”（48）。至于除征人外还有户口逃亡问题，虽是实情，但问题是局部的、并不算严重。文化方面，武则天虽爱好文史，但她统治时期，文化方面总的成就就并不突出。诗文风气仍有江左之风，当世的实用文体均以骈体为文，“义正而词谀”，下笔千言，精要者不过数语（49），当世的诗歌则内容空泛，雕琢痕太强。至玄宗后这一状况才逐渐改变。“过高地估计武则天的历史作用也是不适当的”（50）。

 

综上所述，武则天是一个中国古代较难评价的人物，古代以其“牝鸡司晨”，横加不实之词，但不可否认因其为中宗、睿宗之母，唐代已为之讳。沿至当代，以至史料真伪难判，给研究者增加了许多困难。如何客观地、一分为二地去看待这一千古女杰，不以其功大而掩其恶，不因其恶彰而蔽其功，乃是研究者首要解决的问题。肯定了武则天时期的各方面的政绩，也要指出她重用酷吏搞残酷斗争等的严重缺误。本文试对武则天的功绩和过失逐一开列，间以分析，抛砖引玉，期待有一部叙事详明、考订严谨、评述公允的学术著作出现，使武则天研究更加深入。笔者限于学识水平，所言或有讹误，又篇幅局限，文中多有言而未详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俱待方家发明指正。

 

注　释：

（1）吕思勉《隋唐五代史》（1984，上海古籍出版社）

（2）（4）（8）（11）（14）（26）（34）（37）（41）（42）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1956，中华书局）

（3）《旧唐书·则天皇后纪》（1986，《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5）（16）（33）赵剑敏《细说隋唐》（2002，上海人民出版社）

（6）（7）杜佑《通典·选举典》（1988，中华书局）

（9）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册·第十七章　武则天》（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

（10）刘餗《隋唐嘉话》（1979，中华书局）

（12）《新唐书·陆贽传》（1956，《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3）《新唐书·李绛传》

（15）（29）《旧唐书·狄仁杰传》

（17）（23）（31）（35）（39）（46）赵文润、王双怀《武则天评传》（2005，三秦出版社，修订本）

（18）（19）（43）（44）王溥《唐会要》（1955，中华书局）

（20）《新唐书·艺文志》

（21）《全唐诗》（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

（22）（28）（45）（47）（48）王仲荦《隋唐五代史》（2003，上海人民出版社）

（24）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册·题记》

（25）任士英《正说唐朝二十一帝》（2005，中华书局）

（27）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册·典志》

（30）新、旧《唐书·酷吏传》

（32）牛致功《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2006，三秦出版社）

（36）（38）岑仲勉《隋唐史》（1982，中华书局）

（40）肖黎、马宝珠、吕延涛《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个女人》（1992，广东人民出版社）

（49）许同莘《公牍学史》（1989，档案出版社）

　　（50）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册·综述》